对于儒家，刘荣从个人情感上，自然是相当不喜。
因为在刘荣看来，古华夏绝大多数苦难，几乎都源自于后来，在歪路上越走越远的儒学。
前世，刘荣曾听人说，秦汉风骨，都是被满口‘仁义道德’的儒学，给抽了个一干二净。
对这种说法，刘荣不置可否——谈不上有多赞同，却也没觉得完全不对，只能说是有待商榷。
但历史上的衍圣公家族世修降表，无疑是让后世万千华夏之民唾骂，也算是遗臭万年了。
刘荣当然明白，祖宗的过错不该由后人背负，后人的过错也不该由祖宗负责。
好比衍圣公家族世修降表，刘荣再怎么不讲道理，也不至于将其怪罪在孔夫子头上。
但刘荣却也认为，衍圣公家族世修降表，以及后世的儒生们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以至于闹出头皮太痒、水太凉的笑话，和儒学本身的特性，也有着相当程度的关联。
——儒学，天然就是为地主乡绅，或者说是地方豪强势力代言的政治学说。
在儒家的治国理念、执政哲学当中，随处可见乡绅地主的影子。
在儒家看来，一个国家最理想的状况，必然是乡绅地主做精神表率，以及实际意义上的代表、掌控者，带领底层民众扶持地方安定和运转。
但历史的教训告诉刘荣：儒家理想中的‘乡绅’，恐怕只存在于理想之中。
从历史长河当中，刘荣看不到所谓的‘良绅’，看不到能做表率、榜样的地主豪强。
刘荣看到的，只有无情压迫、剥削底层民众的万恶地主。
这类人，在古今中外都存在。
而儒家的存在，却让这些卑劣之人，在古华夏大地，具备了最坚实的法理基础。
——地主豪强压迫民众，原本是一目了然的错误；
但儒家的存在，却让这么一个浑身上下，都流淌着贫苦民众血海的恶劣群体，披上了一层‘良绅’的皮。
单就这一点，刘荣就可以说一句：对于诸夏而言，儒学，是千古罪人！
是儒学的存在，让古华夏的地主豪强，具备了合理合法，甚至合乎情理的剥削底层民众的理论基础。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刘荣从个人情感层面，对儒学的厌恶达到了极致，甚至到了‘恨不能除之而后快’的程度。
只不过，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一个勉强算得上合格的青年天子，刘荣也同样清楚：很多时候，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都不取决于个人喜好，而是应该以客观现实、宏大局势为基准。
先帝后三年，也就是刘荣太子监国那三年，刘荣从先帝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知识，也同样是这一点。
先帝曾告诉刘荣：如果单凭个人喜好，就决定国家大事，那必然会酿成大祸。
因为天子，本就代表着宗庙、社稷。
按照权责对等的逻辑，天子即富拥天下，也同样要为天下负责。
天子固然可以凭借个人喜好，来做出影响天下的决策；
但天子的决策最终，却不会引发只影响天子个人的后果，而是会影响整个天下。
——天子做出正确的决策，不会只让天子本人获益，而是更会让天下获益；
同理，当天子做出错误的决策，受伤害的也绝不会只是天子个人，而会是整个天下。
所以，每当做出重大决策时，刘荣都会反复提醒自己：事关天下安危，无论利弊，影响都会遍及天下，绝对不能只凭个人喜好做决策，甚至要尽可能不掺杂个人情感因素，而是应当以天下利弊的立场出发。
主不可因怒而兴师，将不可因愠而致战，便是类似的道理。
正是因此，刘荣对个人情感上无比厌恶，甚至堪称‘仇恨’的儒家，才会如此的宽容。
没错。
在刘荣看来，过去这些年，儒家所遭受的所谓‘不公正’待遇，非但不能算作是不公，反而还有些太宽容了。
毕竟按照刘荣个人情感上，对儒家的厌恶程度，儒家就是彻底失传，都无法为世修降表的衍圣公家族赎罪。
那么，既然明确自己不能受个人情感、好恶影响，从而对儒家做出不正确的判断，刘荣自然要从客观现实层面，去看待儒家在华夏学术、思想界，乃至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
远的不说，就说如今汉室。
经过秦末汉初，那段百废待兴——非但穷困潦倒，而且短时间内还没有能力复苏的特殊时期，黄老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尤其是经过大半个文景之治，黄老学的特长展露无遗的同时，汉家也成功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从原先，只能事事委曲求全，方方面面都只求发展、复苏的苟发育阶段，进入刘荣这一朝的发力阶段。
发育阶段，黄老学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发力阶段，就不是黄老学所擅长的范畴了。
或者应该说：黄老学的‘无为’之道，适合发育阶段的封建政权，而发力阶段，则需要黄老学发挥‘无所不为’的侧重。
只可惜，经过往昔几十年的歌舞升平，黄老学几乎摒弃，或者说是遗忘了自己的其他特点，在政治方面，几乎仅剩‘黄老无为’这近乎本能的四个大字。
至于无为，而又无所不为，已经变成了黄老之士挂在嘴边、藏在心底，却绝不会付诸实践的一句空话。
这也使得黄老学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了水到渠成的必然。
在黄老学完成历史使命，即将推出历史舞台的时间节点，汉家，或者说是华夏文明，其实是来到了一个交叉路口。
前方不止一条道路，而是好几条道路供汉家，或者说是华夏文明选择。
如先帝年间，汉家便曾在先帝极为冷静的尝试下，朝着法家‘变法图强’的道路浅尝遏止的走了几步。
结果显而易见。
——在必要时，法家变法革新，确实是能让破败的王朝起死回生；
但在非必要的时候，法家不顾必要性的强行变法，却也会破坏王朝本有的和谐稳定。
用后世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句式来说，便是法家的道路，每每都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至于狂澜为何‘即倒’，大厦为何‘将倾’，那你别多问。
好比春秋战国之时，原本困苦、落后的秦，在商鞅变法之后迅速得以壮大，早在始皇一统天下前数十年，就已经成为了天下公认的最强国。
在经过数十年的积累，这个曾经的最强国，最终甚至强大到了一己之力，便可一扫六合的程度！
虽然这其中，有外交、军事、文化、商贸等各方面的谋划，但秦国本身的强大实力，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原本困苦羸弱的秦，因商鞅变法而得以图强；
一统天下，威震四海的秦朝，也同样是在法家近乎偏执的变法精神下，在短短十数年内走向了灭亡。
故而，华夏文明从秦的灭亡中得出教训：弱小，且几乎没有其他办法快速图强时，凭法家变法图强，是最优解；
但在强大起来之后，继续留着法家，却又成了亡国之道。
简而言之，便是越弱的时候，法家越有用；越强的时候，法家越有害。
至于先帝做出的尝试，则是在汉家即不足够强——至少没强到可以讨伐匈奴，也不够弱——至少没汉初那么弱的微妙时间节点，来试一试法家的成色。
即：在国家即不够强，也不太弱，介乎于强弱之间的时间节点，尝试通过法家‘扭转乾坤’的能力，来达成自身能力本不足以支撑的远大目标。
具体而言，便是在汉家原本无力和所有宗亲诸侯为敌、与整个关东站在对立面的时间节点，试试看法家能不能起到什么奇效。
最终得出的结果~
怎么说呢……
很难评。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晁错一手《削藩策》，确实发挥出了法家在‘忠君奉上’方面的主观能动性，为汉家扫除尾大不掉的宗亲诸侯格局实力，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先帝最不愿意看到的‘和整个关东站在对立面’的结果，在晁错一纸《削藩策》问世之后，终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
若是发散思维‘遐想’一番，也不难得出一种未必准确的可能性：就算没有《削藩策》，先帝通过其他方式料理宗亲诸侯，最终结果再差，也不会比吴楚七国之乱差到哪里去。
毕竟当时，整个关东，除了镇守关东门户的梁国，以及北方前线的燕、代之外，整个关东，几乎就找不到又一个忠于长安、忠于宗庙社稷，可以让先帝完全放心的宗藩了。
从这个方面来看，以及刘荣自己从先帝的感官中总结所得：先帝通过晁错进行的这次实验，其实是失败的。
实验的结论恐怕是：在王朝不强不弱的尴尬时间节点，法家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和负面作用不相向上。
结合秦的灭亡，所得出的‘越强的政权，用法家效果越差；越弱的政权，用法家效果越好’的结论，便不难发现：法家能起到的积极作用，真的是和政权本身的强弱，呈线性负相关。
政权越强，法家越坏；
政权越弱，法家越好；
政权不强不弱，法家不好不坏。
说好听点是不好不坏，说难听点，那就是卵用没用……
具体到当今汉室，经过开国初的‘羸弱’期，以及文景年间的‘不强不弱’时期，到了当今刘荣这一朝，汉家已经开始全方位展露出强盛之态。
文景之治种下的因，即将结出一个无比强大的汉家，来作为最终的果。
如此背景下，按照法家的作用，与政权强弱呈线性负相关的逻辑，刘荣这一朝，汉家若是重用法家，那无疑就要起到负面效果了。
到这里，问题其实就显而易见了。
——黄老学完成历史使命，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并朝着后世那个寻仙问道，神神叨叨的‘道家’发展；
法家则因自身特性，并不适用于如今愈发强盛的汉家。
可以说，如今汉室不需要通过法家变法图强，也可以说，已经走在正确道路之上，正愈发强盛的汉家，不应该‘变法生乱’。
黄老淡退，法家不适用；
而其他诸学——杨朱肯定用不了。
太祖高皇帝早就有言：杨朱这个学说，天下唯一能研读的，便是当代天子。
只有上一代天子驾崩，下一代天子才能够染指，连太子储君都不能触碰！
这也很好理解。
毕竟任谁坐在皇位之上，看着一个整天念叨‘杨朱唯我，不以物累’的太子储君，后脖颈都得发凉。
墨家更是只可用其‘鲁班之术’，而不可用其治国之道——毕竟墨家的思想太过先进，甚至都和后世新时代的华夏近乎一致了；
对尚还处于封建文明初期的当今汉室，那都不是步子大了容易扯到蛋的问题，而是劈个叉都远远够不到的程度。
没了！
除了儒家之外，没得选了！
和那些除儒家之外，根本无法选择其他学说，只能吃儒家‘有教无类’的红利，借儒家搭上‘读书人’之顺风车的文人一样；
如今汉室，也同样沦落到出儒家之外，再也没有第二种选择的境地！
这也就难怪历史上的汉武大帝，能那么果决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
——哪怕不罢黜，百家也已经基本把自己玩儿绝传了！
——哪怕不独尊，儒家也已经掌握天下学术、思想界的话语权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汉武大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是主导了儒家独尊，而仅仅只是从官方层面，承认了‘儒家已经独尊’的客观现实而已。
但现在，时间才刚来到当今刘荣五年，历史上的汉孝景帝十一年。
这个时间节点，历史上的汉武大帝都才十一岁；
刘荣还有时间。
还有时间压制儒家，避免儒家在客观事实层面，达成‘儒术独尊’的既定事实；
而后再倒逼刘荣，和历史上的汉武大帝一样，承认这个客观事实成立，并未‘儒术独尊’背负历史黑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