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巴黎空气仍带着仲夏的燥热。
窗外，圣奥诺雷大街上的马车轮声与摊贩吆喝声交织成一片。
亚瑟披着晨衣、端着红茶杯坐在书桌前，身前的桌上还摊开着一份刚送来的《立宪报》。
《汉诺威王国的宪政危机》
自六月中旬以来，汉诺威王国政局骤生变革。
随着威廉四世的逝世，其侄女维多利亚即位，而汉诺威的王冠则依据《萨利克法》戴在了坎伯兰公爵恩斯特·奥古斯特的头顶，英国与汉诺威的王位自此分离，汉诺威与英国的共主邦联关系也随之终结。
汉诺威迎来了一位新君主，而这本应立足于合法性的王座，却在恩斯特·奥古斯特国王的几步操作下变得摇摇欲坠。
这位陛下几乎是在7月5日登基的同一时刻，便立即宣布暂停宪法实施。
他不承认1833年《汉诺威王国宪法》的效力，宣称自己不受现行宪法的约束，因为当初这部宪法在制定时，并未征询他的意见。与此同时，他还暗示，如果当时汉诺威由他主政，这部宪法可能会是另一番面貌，甚至根本不会存在。他目前正在考虑重新审视宪法条款，自己的目标与抱负便是对现行宪法进行必要的修改，以便符合他的治国理念和期待。
在本应确认基本法、为汉诺威臣民保全得来不易的自由之际，新王却选择自我标榜为现代正义的背离者，转而复兴早已陈腐的专制制度。哥廷根大学，这片汉诺威哲学与良知的殿堂，已为这一威胁而震动。
据杜塞尔多夫、汉诺威、柏林相关媒体报道，数位哥廷根大学教授已在私下表达不安。他们担心，新王如果拒绝承认宪法，就有可能削弱立法机关，使学术自由与官员独立性受损。报道中提到，哥廷根大学议会代表、历史教授弗里德里希·达尔曼正筹措联络同僚，尝试说服哥廷根大学评议会的教授们反对国王修宪的意图，并采取某种形式的必要行动。
德意志邦联各国的自由派舆论对此同样警觉。有人认为，倘若国王能轻易撇弃已经誓言确认的基本法，那么宪章与誓言岂不是成了一纸空文？
而对欧洲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如果汉诺威的先例得以成立，那么欧洲大陆上还有哪个立宪国家可以自信无虞？宪章算什么？誓言又算什么？倘若国王废除宪法就如同撕掉一张废弃的草稿那样轻松，那么今天的汉诺威，明天，或许就是别处。
……
亚瑟抿了一口红茶，今天的红茶里糖放少了，尝起来有点苦。
不过，除了对红茶味道感到惊讶以外，亚瑟今天早上并没有感觉有什么其他值得惊讶的事情。
坎伯兰公爵继位后不承认汉诺威王国的1833年宪法，完全在他的预料之中。
因为早在坎伯兰公爵还是汉诺威王位的假定继承人时，他就曾向哥哥威廉四世十分激烈的表达过他反对的这部自由宪法正式生效。他持有这样的政见，辉格党和托利党的绝大部分人都不喜欢他也是理所应当。
甚至可以说，英国民众之所以对维多利亚女王的继位展现出如此大的热情，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并非是他们有多了解女王身上的美德，而是他们实在太恐惧坎伯兰公爵身上的专制主义气息了。
实际上，汉诺威人在坎伯兰公爵继位之前，也曾经试图绕过继承法，选取一位更受喜爱的国王。
当然了，他们依然不会接受一位女王，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更乐意让曾经担任过汉诺威总督的剑桥公爵或者苏塞克斯公爵继位。这两位王子的观念十分契合这个德意志邦联中最具自由主义气息的国家，而且从他们的种种经历看，如果二位王子继位，他们肯定也十分乐意继续推动汉诺威王国的自由主义改革。
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剑桥公爵还是苏塞克斯公爵，都拒绝参与任何可能绕过兄长坎伯兰公爵使自己继位的行动。
所以汉诺威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坎伯兰公爵加冕为汉诺威王国的恩斯特一世，并解散了根据宪法召集的议会。
关于汉诺威王国的政治，亚瑟身为外国官员，自然不方便表达意见。
他最多也就是对1833年宪法被中止实施表达遗憾，毕竟无论怎么说，在那部宪法的警务附属条例和起草委员会的备忘录里，都留有他的心血。
如今恩斯特一世刚上位，便在亚瑟光辉的履历上涂涂改改，要说他一点儿意见都没有，那也是不可能的。
不过生气归生气，亚瑟实际上拿这位国王也没什么办法。
1833年汉诺威王国宪法的一大重要意义，便是将汉诺威领地从君主名下转移给了国家集体。
而现在，宪法被中止效力，也就意味着汉诺威王国如今又成了国王的私有财产，恩斯特一世想在汉诺威怎么干是他的家务事，哪里轮得到他这个前哥廷根大学学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而且看他这个架势，中止宪法还只是第一步，等到时机合适，恩斯特一世弄不好还会宣布宪法违宪，从而彻底废除这部被他视为绊脚石的法典。
作为汉诺威人民的老朋友，哥廷根大学的老领导，亚瑟这时候也就只能默默地为他的老同事以及学生们祈福，祈祷他们能够尽量保持冷静，因为如果他们抗议的太过激，以恩斯特一世的个性，出动警察镇压都算是怀柔绥靖了。
不过一大早起床，亚瑟接到的也不完全是坏消息。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伦敦传来捷报，由于应对及时，再加上狄更斯力作《雾都孤儿》在伦敦各大剧院的火热上演，让伦敦市民先入为主的同情起了剧中那位被强盗比尔·赛克斯杀死的南茜小姐（影射赛克斯事件，历史与本世界线皆是如此），所以由赛克斯夫人引发的舆论风暴并未影响到迪斯雷利的选情。
这位保守党的少壮派代表、保守党小团体“青年英格兰”的核心人物，在陶尔哈姆莱茨以摧枯拉朽之势击垮了辉格党候选人，继续巩固了他在东区不可撼动的统治地位。
而《泰晤士报》也适时的在迪斯雷利走访济贫院和深入东区慰问贫苦市民的新闻标题后面，给他冠上了一个新头衔，叫他“人民的迪斯雷利”。
更令人欣喜的是，在今年的大选当中，保守党在党魁罗伯特·皮尔爵士的领导下继续奋起直追。
倘若不是墨尔本子爵及时与爱尔兰激进派代表奥康内尔达成联盟，他们甚至都无法继续维持辉格党在下院的优势地位。
而在选战中遭遇的重大挫败，也使得辉格党愈发坚定了抱紧女王大腿的想法。
首相墨尔本子爵在选战结束后不久，便立刻决定在内阁层面启动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典礼的相关筹备工作，并力图在明年议会开幕后保障相关议案顺利通过。
当然了，根据女王陛下本人的要求，这场加冕典礼会尽量从简，但是考虑到威廉四世加冕典礼一切从简时，上院贵族们的集体抱怨，内阁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整场定在7万镑的标准上。
这个花费大概是威廉四世的两倍，但是相较于乔治四世那场奢华至极的24万镑加冕仪式，确实也算是相对的艰苦朴素了。
当然了，由于这些消息暂时还没有对外公开，所以大部分英国民众暂时还没得到相关消息。
至于亚瑟为什么会知道？
那当然是因为内务部要求制定安保方案的命令都已经下到苏格兰场，众所周知，苏格兰场知道的事情，亚瑟·黑斯廷斯爵士势必会知道，而苏格兰场不知道的事情，亚瑟·黑斯廷斯爵士却不一定不知道。
因为早在内务部下达命令之前，伦敦金融城就有消息泄露了。
现如今，各大铁路公司都在加紧建设从英国各地驶往伦敦的铁路线，市场上的铁路工人招聘广告就像是牛皮癣似的，刮了一层隔天又会长出来一层。
因为那帮铁路公司的董事们即便是用最粗略的方法估计，也能算出，在加冕典礼前后的那几个星期，伦敦的客运需求绝对会爆炸性的飙升。
要知道，每年的德比马赛都能吸引十多万游客，像是女王加冕这种大事件，游客数量翻一番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铁路公司吃肉，伦敦的旅游行业也能跟着喝汤。
伦敦的各大行业协会，不论是金匠行会、布商行会、酒商行会又或者是其他什么行会，届时都会派出代表参加游行，并献上金银器之类的精美工艺品，以此象征全行业向新王效忠。
甚至于亚瑟在警务情报局局长查尔斯·菲尔德警司的来信中，还得知了苏格兰场线人收到消息，伦敦的地下社会也对明年即将到来的加冕典礼激动不已，毕竟这种多年不遇的大场面对于犯罪者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
许多地下社会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已经做出批示了。
他们指示手下的小兄弟们，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勤学苦练，努力提升业务水平。
如此一来，才能在明年的加冕典礼上偷出风采、抢出风格。
而对于亚瑟来说，白金汉宫的翻修落成典礼，便是明年加冕典礼的预演。
如果这次事情办的好了，明年的加冕典礼上，才能有他的座位。
他不求能和上院的阁下们一起坐在第一排，但至少不能让他坐在踮着脚才能看清前面发生什么的地方。
当然了，最好的情况是，他可以成为组织者之一，参与进这场活动。
而这些的前提，就是他先得把维多利亚，这位18岁的女王陛下哄高兴了。
在现在这种时候，离开伦敦，远离维多利亚身边，在常人看来或许难以理解。
毕竟现如今，大伙儿全都在往她的身边凑，然而亚瑟·黑斯廷斯，这位看起来最容易摘果子的绅士，却在炉火正旺的时候，把他的位置给让出来了。
归根究底，大伙儿看法不同，这得归结于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
其他人都是将维多利亚当作女王看待，唯独亚瑟·黑斯廷斯爵士，他是把维多利亚当成小姑娘来对付的。
亚瑟搁下红茶杯，提起那支笔杆略旧却极为顺手的鹅毛笔，在桌上的便笺簿上摊开一张淡黄色信纸，信纸上端印着圣奥诺雷街218号的字样与墨绿色藤蔓花纹的边框。
亲爱的女王陛下：
请原谅我在这样一个懒散的早晨，动笔写下一封也许并不重要的信。
窗外圣奥诺雷街头的马车声与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我却没什么事务可办，于是便在一杯不甚甜的红茶陪伴下，坐在书桌前想起了您。
巴黎的夏天十分燥热，昨夜难得起了些风，我便趁着夜风凉快去了法兰西喜剧院，演出的是奥古斯特·瓦朗让改编的一出政治讽刺剧，舞台上那些戴假鼻子的议员们滑稽地争吵半个钟头，只为了谁该为“国家咳嗽”负责。台下笑声不绝，我自己也笑出了一点痰。
隔壁包厢里坐着一位波兰流亡诗人，据说曾经写过几首出名的作品。他嚼着杏仁糖不时低声评论演员的发型，末了对我说：“英国人都是正经脸，这种戏他们看不懂。”我笑而不语，心里却在想，如果是您在这里，也许就会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正经脸之下的幽默风趣。
几日前，我还在意大利剧院听了一场钢琴演奏，塔尔贝格弹奏了他那首《摩西幻想曲》，当时乔装打扮的李斯特就坐在离我不远的位置，他居然认真听完全曲，也没表现出平日的狂躁，想必他自己也意识到，塔尔贝格终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对手。
倘若陛下您有空来巴黎，我们就能坐在第三排靠廊的位置，一边听李斯特用左手抛出狂风暴雨般的音符，一边听塔尔贝格用右手铺设平静湖面。但我知道，您如今被加冕典礼的筹备缠身。伦敦那边来信说，典礼预算定为七万镑，巡游队伍已拟定三稿，苏格兰场那边也收到了安保命令。
我已向卡尔克布伦纳与塔尔贝格各自写了信，请他们于明年春随巡演之便赴伦敦，为您奏上一场真正的“巴黎之夜”。至于李斯特，他性子乖张，但如果我向他暗示您会亲临，或许他会因此放弃一场去维也纳的音乐会。
当然，如果他们都不肯来，我便自己来为您演奏，哪怕只能用我那只年久失修的左手。
说起左手，最近它变得比右手还不听使唤。我猜是旧伤作祟，或者只是年岁又多了一轮。每逢夜深入睡，我的胸口便闷得紧，或许是那颗在1832年差点被弹片带走的心，如今终于打算罢工了。
医生给我开的药让我头晕目眩，我便擅自减了剂量。他警告我，说若再擅作主张，便不肯替我写证明了。可我想，我又不是要去上教会大学，需要什么证明？
巴黎的热闹终究不是为我设的。但我愿将其中最动人的部分，一一打包带回伦敦，只为献给您。倘若您愿意，那些演员、音乐家、甚至面包师傅，我都可以一一请来，让他们知道，真正值得他们鞠躬致敬的人，不在香榭丽舍，不在杜伊勒里，而是在白金汉宫的庭院里。
您如果见怪我絮絮叨叨，也可不回。
但最好可以请您在暮色临近时，稍加垂念。
如此一来，我便万分感谢了。
您永远的、最忠诚的仆人
亚瑟·黑斯廷斯爵士
1837年8月7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