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在缅甸仰光国际机场的时候，长乐透过舷窗往外看了一眼，停机坪被太阳晒得明晃晃的，热浪在地面上扭曲成一波一波的透明褶皱。
她把手表调慢了一个半小时，然后戳了戳坐在旁边打盹的黑瞎子:“到了。醒醒。”
“你的呼噜都快把飞机引擎盖过去了。”
黑瞎子睁开一只眼，伸了个懒腰，活动了一下被经济舱座位挤了三个小时的肩膀，低头在她头顶上落了一个吻。“你老公不打呼噜。”
“你刚才那声比飞机引擎还响。”长乐把防晒衫的拉链拉到下巴,拎起随身的小背包站起来。
机舱门打开，东南亚的热风呼地灌进来，带着一股潮湿的、混合了香料和植物腐烂气息的异国味道。
长乐眯了眯眼睛，跟着队伍走下舷梯。
吴二白走在最前面，他提前安排好了接应的车队，三辆军用吉普停在机场外面的土路上，车身上溅满了泥点子。
从机场到哑巴村，车队在盘山路上颠了将近五个小时。
从柏油路开到土路，从土路开到碎石路，从碎石路开到几乎看不出是路的热带小径。
路两边的植被越来越茂密，椰子树、芭蕉树、叫不出名字的热带乔木从车窗外面刷刷地掠过，空气里的湿度越来越大，长乐觉得自己的头发已经比在草原上那会儿还卷了。
哑巴村在群山的环抱里，村口有一棵大得离谱的榕树。
村里的房子是用竹子和木头搭的吊脚楼，屋顶铺着棕榈叶，墙壁上挂着晒干的玉米和辣椒。
村子不大，目测也就二十几户人家，但收拾得干干净净，村道两边种着成排的鸡蛋花树，白色的花瓣落了一地。
吴二白买下的两座房子在村子的东头，是村里最好的两座吊脚楼，据说是原来的村长家。
黑瞎子和长乐住左边那座，吴邪、王胖子、张起灵住右边那座，吴二白自己带着伙计住村口的帐篷。
他说帐篷方便，随时能走，其实是把舒服的地方让给了年轻人。
第一天安顿下来，大家都忙着收拾行李、检查装备、熟悉周围环境。
长乐把两座房子上上下下打扫了一遍，又去村里唯一的水井边打了桶水回来烧开晾凉。
黑瞎子则在屋里检查所有门窗插销的可靠程度，在墙角不起眼的位置贴了几枚便携报警器，顺便把床板摇了摇，榆木的，结实，不会塌。
第二天一早，王胖子自告奋勇去村里唯一的小卖部采购物资，带回了一筐芒果、两把芭蕉、一袋发黄的大米和一桶看起来不太纯净的食用油，还有一包缅甸本地香烟说是要拿来跟村民套近乎。
刘丧在院子里调试他的新录音设备，对着远处的山头发出一段扫频信号，说这一带的地质回声相当异常。
长乐换了一件清爽的短袖和一条到脚踝的棉麻长裤，把马尾扎得高高的，说要跟吴邪一起去村里走访调查。
黑瞎子本来想跟着去，被吴邪拦住了。
“你去了人家村民全都不敢说话，一张冷脸杵在那跟讨债似的，我们是去搞调查不是去剿匪。”
黑瞎子难得没有坚持，只是站在吊脚楼的阳台上看着她的背影走远，直到她在村道拐角处被一棵鸡蛋花树挡住了，才收回目光。
村里几十户人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没有一个开口讲一个字。
他们用眼神、手势、点头、摇头、以及与生俱来的沉默表情与人交流。
吴二白说当年科考队记载过这个村庄的这一特征，但没人知道原因是村子里一直供奉的某样东西，还是什么更古老的禁忌。
他们这次来就是要找到原因，雷城的具体坐标，极有可能就藏在这条村子里世代相传的某种“不能说的秘密”里。
长乐和吴邪在村里走访了一圈，在村道尽头碰见了一个蹲在椰子壳堆上补渔网的老头，又在一个堆满空陶罐的屋檐下找到一个正在晒槟榔的阿婆。
两个人都用手势比划着跟他们“聊天”，指指远处某座山，指指地面，再摆摆手，表情讳莫如深。
长乐学着她们的样子比划了一阵，竟比那些专家还快地理解了对方在说什么:山里，雷，不说话。
他们沿着村路往回走，路过一间最小的吊脚楼。
门忽然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佝偻的老婆婆。
老婆婆穿着一身黑底绣彩线的民族衣裙，头上包着靛蓝色的头巾，脖子上挂了三四串银链子。
她手里拄着一根乌木拐杖，走起路来颤颤巍巍，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
她看见长乐，先是愣住，然后整个人一抖，拐杖差点脱手。
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撞在了门框上。
长乐赶紧伸手去扶她，用刚学的缅甸语夹着手势说:“您没事吧？”
老婆婆被长乐扶住了胳膊站稳，却像被烫了一样猛地缩回手，干枯的手抓住了胸前那几串银链子上的一个吊坠拼命攥紧。
她看着长乐，又看了看长乐身后的吴邪，嘴里发出一连串含混的、急促的低喃，浑浊的眼珠里倒映着长乐那张满是关切的年轻面孔，然后缓缓地朝她低下了头。
是敬畏。
长乐被吴邪拽着袖子离开了那座小楼。
回去的路上心不在焉，手里的芒果差点掉地上，路过村里打水的老井时忍不住转身往回看了一眼。
那个老婆婆还站在门口，佝偻的身影被鸡蛋花树的影子遮了一半，手里的银链子在阳光下闪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