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没有余切就没有哈珀的赞助，没有哈珀，国外学者要减少大半。
这场大会如今有来自英、美、意、法、日等地的学者，都是各自国家的一流高校，没有一个世界级出版社来协调，是无法动员到这么多人的。
真正对东方文字感兴趣的外国研究者很少，他们都是拿钱办事，拿钱说话。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站出来反对余切的一共有三个人，都是安阳本地殷墟研究院的研究员。
他们不相信一个美国书商，可以完全听从余切的话，只围着他打转。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见识短浅，还因为在国内，出版社始终和作家的地位是失衡的。
任你是齐天大圣，你也得靠出版社给你调纸浆，给你出书才行。
更何况是大洋彼岸的美国书商？
这是不可能的！
“你们为什么要怕余切？”
一位研究员大着胆子说。
“他管不了美国人，美国人也不会听他的！再说了，今天他能逼大家站队，明天就能要求把讨论会的成果，戴在他的脑袋上，那我们到底还有什么意义？明年还能不能开大会？”
此话一出，事情就不可能善了。
周顾成叹息着摇头，而胡后宣道：“在大会中发表‘追回甲骨文碎片’的事情，昨晚上我们几个商量过。抛出来是为了听大家的意见，我个人是完全赞同余切的。”
“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可以来问我。我们不要上升到人身攻击上。”
胡后宣还是想再劝一下。
可惜余切已经不答应了。他道：“我最烦这种‘破坏友谊’的说法，你在你自己的主场，都不愿意发声，难道能在纽约、在东京……在别人的地盘上发声？”
他一说到国外的发达城市，那几个研究员都露出憧憬的目光。
余切忽然明白了！
如今国际交流的项目是很少的，政府也十分支持。
许多研究员渴望通过访外领到津贴，也提高自己的职级待遇，这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所以，他们渴望和国外教授建立起私人关系，几乎不可能主动来批评这些外国人。
余切便成了那种破坏分子。
利益！
说到底，还是这两个字啊。
84年在东京，诗人蒋海澄出尽了洋相。正是因为他当时囊中羞涩，有前妻和新老婆要养，他需要多次前去日本拿津贴。这一个曾写出过“大堰河，是我的保姆”的爱国作家，却在文章中，把日本的一家居酒屋形容为人间天堂。
余切向前一步，看向那几个人道：“你不会还在做将来去美国访问的美梦吧？”
这几个人都愣了。
余切没有生气，而是用一种陈述事实的口吻，冷冷道：“别的我不好说，通过此次大会去美国是不可能了。我说的。”
《十月》的编辑陈东杰记录了这件事情。
他当晚在自己的纪实报告中写：
有几位本地的研究员和余切爆发了口角，他们怀疑余切对哈珀的影响力。情况迅速变得水火不容起来，其他人劝解也没什么用。
周顾成是老前辈，他开口后，我怀疑反对者后悔了，但余切不愿意放过他们。
他们看过《东风压倒西风》吗？
我是看过的，那个纪录片刷新了我对美国的认知。
对于余切的影响力怎么样？我也是如梦里看花，国内我当然很了解，可是在国外……我总是在传闻中听得很夸张，但总有一些不相信。
我已经看过《东风压倒西风》好多遍，可我仍然不能相信。
……
一夜过去，众人很快就看到哈珀的态度。
《东风压倒西风》的事情重现了。
哈珀立刻发了声明：
那三个人必须于24小时内离开大会，否则哈珀会迅速撤资。以后的甲骨文大会，也甭想他们再来发赞助。
三位研究员没想到反对这么迅速，找了甲骨文研究室（后升为研究所）的副院长说和。几人还请了个翻译，努力用英文说：“甲骨文大会，应当是一场学术性质的会议，我们的目的很崇高，我们是为友谊而来。学术是纯粹的，不应当被一两个人操控和影响！”
只见到接待他们的是一个美国高管，这人却说出了一口汉语：
“学术讨论从来不简单。在我理解中，胡先生是实际执行人，而余先生是创始者，他们两个都同意了，我们怎么会反对他们？”
这不对啊！
不是说，美国人特别讲究规矩。做起研究来，也很注重流程和研究员权益的吗？
你是不是美国人啊？
一个研究员道：“余切没什么规矩的！你搞没搞清楚，他们几个临时给大会增加了一个议题……虽然看上去是民主投票，实际上是他们的一言堂，我们是不能反对他们的！只有你们才能反对他们！”
这个高管说：“你恰恰说错了。余先生是有规矩的，他的话就是规矩，没规矩的是你们！你们不能来找我，因为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这是一句圣经新约的俗语，在这里划分了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的边界。
什么狗屁上帝和恺撒！
研究员听不懂，怒道：“我们是无神论的国家，安阳没有上帝。”
这个高管笑了：“但你们却有一个活着的‘恺撒’！”
几人当然吃了闭门羹，方才后悔不已。
这些美国佬，竟然用恺撒来形容余切。
恺撒是什么人？
暴君啊，听不得别人的意见！他们这样惯着余切！
发达国家的出版市场，常常诞生那种“保姆一样”的服务团队，专门对接那些有怪癖的天才们。正如卡门在西班牙的公司那样，作家们小到洗衣服、买头等舱机票，大到摆平小国政府的江湖追杀令……什么事情都能解决。
只要他们的书籍能够大卖，他们永远都是对的。
这种赤裸裸的利益准则，在哈珀这种久经考验的老牌资本主义战士，做来只会更加直接。
在听闻余切表露不满之后，这位华人高管撇清了关系：“简单来说，我们完全按照余先生的想法来做事，我们不希望余先生有任何感到不快的地方。”
此事惊动了安阳本地的干部，因为美元撤资是一件大事，哪怕是一千美元一万美元都是大事。
何况哈珀前后赞助了至少五十万美元。
先是一通电话打过来，希望余切大人有大量，余切拒绝了。然后又派出两位同志来劝说。
余切以写为由，闭门不见。
干部们倒没有觉得余切摆谱。只是觉得，为什么会有傻子来反对财神爷？
安阳历史上确实很辉煌，那是三千多年前了。
大商已经亡了！
现在安阳是一个小地方。殷墟下的甲骨文，就是这里最大的文化品牌。
考虑到殷墟奇慢无比的发掘进度，也许要挖上一百年，可以养活几代考古人了。为什么要得罪给你发钱的人呢？
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又去找胡后宣，却见到胡后宣正在起草文件——《甲骨文返还倡议书》。
这可真是把人气笑了：
“胡老啊！余切年轻，受不得气也就罢了！您是老江湖了，那国外那么多博物馆，哪个没收藏几片甲骨文？你怎么也冲动起来了！”
胡后宣当即怒道：“能不能和想不想，是两码事！你们年纪轻轻，才真的是骨头断了！”
干部也被喷个狗血淋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就是不了解胡后宣了。
胡后宣取得国内甲骨文的大师地位后，就开始写文章搞论战。他年轻时也做过文化战狼，战功赫赫。
解放后，国内有段时间很流行这么一个说法：商代和西方的罗马极为相似。
这是民国一批考古学说的残留，当时一些人认为，中国人是“古巴比伦”的后裔，想办法认了个洋祖宗。
根据华师教授吴则的《中国历史大系》所著：罗马皇帝尼禄很喜欢让奴隶和奴隶、奴隶和狮虎等猛兽格斗，欣赏奴隶被打死的惨状，而商代的皇帝帝辛（商纣王）也是这样，喜欢让底下的臣子互相生死搏斗。
确实有这种事情，但其背后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尼禄是纯看乐子，纣王是为了惩罚不听话的臣子。一个是纯粹的野蛮，一个是用野蛮来维护秩序。
前一种言论进一步演化下去，就变成了商代十分原始，没有个基本的人文道德观念。商代的文字、商代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农业耕作技术，都十分落后。
而胡后宣鲜明的反对这种学说。
他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纣王比同时代的统治者更滥杀。搞不好纣王是个锐意革新，但回天无力的明君……这观点还值得商讨。
但是，商代的各项发展，已经有了长足进步，这就是肯定的了。
因此，商大于等于罗马。
纣王是人类，尼禄是类人。
胡后宣是这个意思。
胡后宣由此开启了论战，对同在沪市的吴则批判道：“吴氏甲骨学的素养太差，对荒谬的解释每每不辨是非，只能辗转抄录，将错就错。”
“只有史观，没有正确的史料，那只是没有根据的一种空想。”
他认为同为教授的吴则鬼话连篇，胡说八道。
吴则招架不住，只好在书出版三年后修订一番，相当于认输了。这成为吴则的个人学术黑历史。
事情过了三十年，后来再有人采访胡后宣，发现胡后宣还在关注当年的事情。对吴则改了什么，没有改什么很清楚，说起来头头是道。
所以说，胡后宣怎么可能“量甲骨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呢？
他也是个睚眦必报的人。
于是，大会的财神爷索要甲骨文；大会的执行人也索要甲骨文。大家只能看着他们办下去。
干部们知道事情无法改变，只好找到那三个本地研究员：“你们向余切道歉去吧，说不定还有转机。”
研究员觉得很不公平，怎么所有人都在替余切说话？
他甚至都没出面，从胡后宣，从周顾成，从那些没有原则的美国赞助商……他们纷纷和自己撇清关系。简直没有王法了。
研究员反倒劝干部们不要被吓倒了：“我要写信，我要检举。如果他们因为发言索取甲骨文碎片，得罪了国外教授，他们就是我们学术界的罪人！”
“今天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
话是这么说的，很硬气，三个人中却出了一个叛徒，有一个人找余切认错去了。
陈东杰亲眼见到了这件事情。当时，陈东杰正在陪余切吃饭。
余切一听这个人来道歉的，问清楚这个人的名字后，立刻说：“我原谅你了。”
这人问：“那我还有机会去美国吗？”
余切摇头：“不可能。你毕竟公开反对过我和胡老师，能不能赴美，是我们来写推荐信的。我怎么可能给你写推荐信呢？”
这算哪门子的原谅？
哦，原谅了一半，不完全原谅。
那其他两个，岂不是在家乡的会议都参加不了？太霸道了吧！
结果，真是这样！
到第二天早上，三位反对者从宾馆出发来到会议现场，只有昨晚上认错的那个被放进去了。
另外两个已经被取消了名额。
哈珀也是有话可以讲的：“在我们的赞助条约中，有这方面的规定……我们有权决定什么人可以来，什么人不可以来，我们随时保留撤资的权利。”
“当然，这都是合理合法的。”
两位只能无能狂怒。
“这不公平！这不公平！”
“余切是骂你们美国人的，你们却护着他！我是你们的朋友啊！”
余切竟然真的就把他们开了！
津贴、职级、代购家电……都离他们而去了！
两位研究员这才如梦初醒，先是不可置信的喃喃自语，然后也学着认错的那位，托人来给余切认错。
他们进不去现场，只能托人来办。
余切问了胡后宣本人的意见：“胡教授，您觉得我们应该原谅他们吗？”
胡后宣听后没有回答，却问参会的其他成员：“我们应不应该原谅他们？”
众人面面相觑一阵，最后没有一个人为那两个人说话。
陈东杰在纪实报告中写道：余切没有“得饶人处且饶人”，一些人认为《烛光‘夜’话》后，余切不再是当年那个因为刊登和歪曲了，就要在燕大闹翻天的年轻人。
我觉得他没有变过。变的只是他有更体面的方式来处理，有很多人愿意为他效劳。
这场小风波并不大，鲜有报道，却在之后的回忆文章里面频繁出现。
由于余切个人没有写日记和回忆录的习惯，别人要研究他每个时间段在做什么，往往就通过其他作家的只言片语来拼凑。
这也算是“余学”研究的一个乐趣。
往后的三天，大会转为全体国内外学者的开放性讨论，所有人都被甲骨文的魅力所倾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