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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1994

    1994 年春节建国没有回村。

    省城大学的宿舍楼空了六层,只剩二楼靠楼梯那一间还有人。建国把寒假零工排满了——白天去离学校三条街的一家粮油店帮人卸货,晚上回来的时候肩膀上的印子跟当年王威扛完锄头一样,红的一道,睡一觉第二天变紫了。除夕那天他给店里卸了最后一批米,老板多给了十块钱。他拿着钱在街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去邮局买了信封和邮票。信写到一半搁下了——“爹,娘,今年过年不回去了。这里——“后面的话没想好怎么接。他把信纸折起来放进抽屉。抽屉里还有那个铁盒——入学须知纸条折得快断了,花生纸包上盐粒子早干了,王威写的信叠在最上面。

    窗外有人在放炮仗。省城的炮仗比村里的响——在楼与楼之间弹回来,炸了两遍。建国把窗帘拉上了。宿舍里的暖气片是凉的——寒假期间学校停了供暖。

    春天开学以后建国在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工。不是看书——是把还回来的书按编号插回架子上。图书馆的书架是铁的,五层,跟他记忆里海龙在汽修铺摸的那套零件架一样高。他把书一本一本推进书脊之间,推的时候手指在书脊的编号上走一遍——确认没放错。每个月二十块钱,够吃饭。

    食堂里那个粗瓷碗早就不用了——去年冬天磕掉了一个豁口,建国换了铝饭盒。但还是有人在用粗瓷碗——新一届的大一新生从各乡各村考上来,坐在食堂角落,手里端着一样的碗,碗边有一道裂纹或者一小片磨掉的釉。建国从他们旁边走过去的时候没有多看。他吃完饭把饭盒洗干净,扣在宿舍窗台上沥水,然后去图书馆上工。

    夏天的傍晚建国在学校操场边上坐了很久。手边搁着一封信——是王威从村里寄来的。他没有拆开——不是不想看,是操场上没有灯,看不清字。他把信拿在手里翻了一面,信封上的字还是王威的笔迹——比以前更稳了,横笔收得比以前利索。他把信放进口袋里,准备回宿舍再拆。站起来的时候往操场西边看了一眼——那边的围墙上有一排杨树,树叶被晚风吹得翻了过来,露出白底。他站了一下,然后转身往宿舍走了。

    信上说村企批下来了——做粮食加工。王威在信里没多说,只说“批下来了“三个字,然后列了一串数字——机器的型号、功率、价格。建国看完信把它叠好放在枕头底下——压在王威那年给的五十块钱上面。钱还剩二十几块。

    夏天王威第一次穿了西装。

    西装是他哥的——他哥在镇上给人开货车,结婚那年做的,只穿过两回。袖子长了一截,王威把袖口往里卷了一道,从外面看不出来。他去乡里开会那天早上在水缸旁边照了一下——水面上的人穿着不合身的灰西装,里面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他到了乡政府门口的时候把领口又按了一遍——领子是硬的,浆过的。

    会议室里坐了二十几个人,每个村的代表都有。王威是最年轻的一个。他坐下的时候把文件夹放在桌上——里面是村里的粮食加工项目申请、预算表和半年的出勤记录。乡里的干部让他发言,他站起来,把预算表上的数字念了一遍。念到“预计年收入“的时候顿了一下——下面有人在翻纸。他把那个数字又念了一遍,这次没有顿。坐下去的时候西装后背湿了一块。走回乡里车站的路上,他把西装脱下来搭在胳膊上,袖口那道卷边松了,耷拉下来一截。他没注意到——他在算刚才念的那几个数字,哪一个还需要再跑一趟县里。

    秋天海龙修了厂里第一辆进口车。

    三菱帕杰罗。奶白色的车身,右舵——方向盘在右边。车主是从福建开过来的,说这车在南方已经跑了好几年了。厂里没人敢碰。海龙站在车前面看了一会儿,把工具箱拎过来。打开发动机舱的时候他手停了一下——舱里的布局跟国产车完全不一样。发动机横着放的,进气歧管的走向不是他脑子里那张图。他把手在抹布上擦了擦,然后弯下腰,从最外面的管路开始一根一根往上摸——手指顺着管路的走向走,走完一根在脑子里给它编一个号。管路走完了走线路。线路走完了蹲在轮胎旁边看悬架。

    他在这辆车前面蹲了整整一个上午。中午饭没吃。下午两点他把工具摊开,开始拆。拆下来的螺丝按顺序排在硬纸板上——每一颗旁边用粉笔画一个圈,圈里标上序号。粉笔是跟厂里会计借的。拆到第三天下午,他把最后一个螺丝拧回去,打火——发动机转了,响声是闷的,底盘下面那个漏油的点干了。他把手从方向盘上放下来。车主绕到车前面又听了一遍。“这车南方才有人会修。“

    海龙把手在抹布上擦了擦。那天晚上回到出租屋,他在工具箱前蹲了一会儿。铁盒里那颗螺帽还在——表叔给的,压在三年前师傅写的推荐信下面。他把螺帽拿起来在拇指上转了一下,放回去。盖子合上了。窗外霓虹灯还是红蓝绿轮着闪。省城的天到了十月就凉了,他把床上的薄被子换成了厚的那床——还是娘缝的那床,针脚还在。

    十二月的一个下午建国在省城街头看见了一块路牌。

    他刚从邮局出来——给家里寄了信,说寒假还是不回去了,学校有实习。路牌是蓝底白字,挂在路边一根水泥杆子上,箭头往右指——“海龙汽修——前方 200 米“。字是用油漆写的,不是打印的。油漆沿着笔画淌过一道痕,干了以后留了一条细的突起。箭头旁边画了一个扳手——歪的,两个叉不一般长。

    建国站在路牌下面。风从街口灌进来,他把手往棉袄口袋里插了一下——口袋底是破的,手指从破洞里顶出来,碰到的也是风。海龙在省城——他一直知道,但他不知道在哪。现在知道了。路牌往右指的那条巷子不深——能看见巷子尽头有一盏灯,是修车铺那种挂得很低的灯,灯光是白的。

    他在路牌下面站了一会儿。然后把手指从破口袋里抽出来,转身往左走了——回学校的方向。地上的雪化了一半,踩上去是水。他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下——不是看巷子,是看路牌上那个歪的扳手。海龙画的。然后他继续走了。没有进去。

    1994 年最后一天三个人在三个地方。

    建国在图书馆。书架上的书少了一层——学生们都回家了,还书的人少了。他把最后一本还书推进架子里,手指在书脊上按了一下——编号是对的。然后他把手推车推到角落里,关了灯。阅览室里没有人了。窗户外面是省城——路灯从东边亮到西边。他把棉袄裹紧了一点。桌子上的台历翻到最后一页——十二月三十一号,下面是他用铅笔写的一个字:寄。信还没寄。他把台历合上了。

    王威在村企厂房里。机器停了三天了——年前加工的粮食已经运走了。他一个人蹲在地上,拿扳手把传送带的螺丝紧了一遍。扳手不是海龙那种——是水管工用的那种活口扳,手柄上缠了黑胶布。他把螺丝拧完,站起来,走到墙角那台旧柴油发电机前面。发电机是二手买的,发动的时候冒黑烟,每次都要拉七八下。他伸手在发电机盖子上拍了拍——不是检查,是手想碰一下。厂房外面的雪停了。他把灯关了,把门锁上,踩着雪往家走。

    海龙在修理厂。最后一个客人下午来取车,取完以后厂里没人了。他把工具箱打开——每一把扳手拿出来擦了一遍,擦完按顺序放回去。最上层是套筒,第二层是扳手和螺丝刀,最下面那层是铁盒子——盖着螺帽和推荐信。他把铁盒打开看了一眼。螺帽还在。信还在。空白信纸——他只写了“建国“两个字的那张——还在。他把铁盒合上,工具箱的每一层抽屉都推进去。然后关了灯。修理厂的卷帘门拉下来发出一声闷响。他站在门口停了一下——对面的霓虹灯灭了,街上没有人。然后他往出租屋走了。

    1994 年过去了。

    建国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时远处有炮仗响。王威推开家门的时候门轴叫了一声。海龙在出租屋里把被子拉上来——娘缝的那床被面洗了三年了,蓝布的颜色淡了一些,但针脚还是在的。窗外有人在放烟花,光打到天花板上亮了一下就灭了。

    三个人都没有在跨年那一刻想到彼此。但他们都做了差不多的动作——把灯关了,把门带上,把被子拉上来。好像1995年来了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仪式。

    就是过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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