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春天来的时候，大队的喇叭还没响。
村子的日子跟往年一样——种麦、锄草、浇地、收麦。工分本上的数字一年一年记，纸边都卷了，但没什么人翻它——记多少分换多少粮，换不了别的。
建国爹在春耕的时候崴了脚。不严重，歇了两天又下了地。他家的地在村东头最边上，不大，从地这头走到那头用不了半袋烟。地边上长了一片野蒿子，他拔了又长，拔了又长。建国娘说那蒿子根深，得挖。建国爹没挖——他蹲在地头说，土底下的事，挖了也不一定挖干净。
建国能说话了，话不多，跟他爹一个脾性。他蹲在自家门口拿草棍在泥地上画道道，画一道、再画一道、再画一道。建国娘从灶房出来，看了一眼那些道道，没看明白，进去了。
夏天热得早。
六月里的日头毒，晒得村路上裂了口子。生产队的大青骡子热得不干活，赶大车的老王头骂了两句，骡子甩了甩尾巴。王家的老二——就是那个记工员——蹲在队部门口的树荫底下，手里捏着半截铅笔。工分本摊在膝盖上，他看了一遍又一遍，末了说了一句：“改算法了。“
旁边的人问改啥了。
“以前一天记八个的，现在记十个。以前记十个的，现在记十二个。“
“那不一样吗。反正还是工分。“
“不一样。“王家老二把铅笔夹在耳朵上，“十个比八个多。“
没人再接话。工分多了意味着什么——粮食还是那些粮食，但纸上的数字先变了。这变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没人敢说。
立秋那天下了雨。
不大，淅淅沥沥下了半天。村口的泥路泡软了，人走过去脚底下带一坨泥，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海龙爹从地里回来，鞋上的泥在门槛上磕了半天，磕不干净。
海龙蹲在院里玩水，两只手拍地上的水坑，拍得水花四溅。他三岁了，比他爹小时候爱动。海龙娘在灶房里探出头喊了一声“别拍了，裤子湿了“，又把头缩回去了。她在灶台上把那包白糖的报纸重新包了一道——报纸旧了，包了两年了，有些地方破了，她补了一块不知道从哪儿撕下来的烟纸。
海龙爹脱下鞋晾在门槛上，光着一只脚蹲下来点了一根烟。
“表弟今年秋天回来不。“
海龙娘没回头。
“谁知道。“她把白糖罐放回灶台高处，“他两年没回了。“
院里静了一小会儿。雨停了。海龙把手从水坑里抽出来，低头看着自己湿透的裤腿。那裤腿是旧布改的，湿了以后颜色比干的地方深出一大截。
海龙爹把烟抽完了。烟头在门槛上摁灭了，他站起来往院子外头看了一眼——路是泡软的泥路，天是灰的。
腊月里，大喇叭响了。
1978年12月，冬月十九。那天没下雪，干冷。天是青灰色的，像一块冻住的布。日头还没从淮河那边爬上来，村口那棵老槐树上的大喇叭先响了——先是刺啦刺啦的电流声，然后是有人拍话筒的声音，噗、噗、噗，像在对着一块铁皮吹气。
“喂。喂。“
声音从喇叭里出来的时候闷着一层，不是人说话的声音，是铁皮夹着人说话的声音。村里的大喇叭绑在老槐树最高的枝杈上，绑了好几年了，线皮破了一截，下雨天有时候响有时候不响。
“念个文件。“
生产队长在喇叭那头清了清嗓子。他念之前先咳了好几声，咳完才把纸摊开。纸是新纸，硬，拉平的时候在话筒边上刮了一下，刮出一声短促的尖叫。树底下的鸡吓得扑了一下翅膀。
村民开始往老槐树底下走。
先来的是端着碗的——早饭还没吃完，端着碗出来的，碗里是稀饭，碗沿上搁着一片腌萝卜。接着来的是扛着锄头的——本来要下地，听见喇叭响了就站住了。然后是抱着孩子的，王家的妯娌抱着王威出来的，王威穿着一件厚棉袄，脸被风刮得发红，被二嫂用衣襟遮了半边脸。
建国爹也来了。他本来已经出了院子，锄头在肩上，听见喇叭响了，把锄头放下，靠在自家门框上，远远地朝老槐树那边看。他没走过去——他从来不往人多的地方凑。
海龙爹从屋里出来，站在门口。他没拿锄头，没端碗，就站着。
大喇叭里的声音还在断断续续地往外冒。
“……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队长的念法是把每个字都念出来了，但连在一起他自己也像是没太搞懂。他在“现代化建设“后面停了一下，纸翻了一页，又翻回来，旁边有人问了句“你翻啥“，他说“我看后面还有没有“。
有人笑了。
“……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搞活……搞活农村经济……“
喇叭里的声音在腊月的风里忽清忽糊。一阵风灌过来的时候，最后三个字被吞掉了，只剩下一个“搞活“飘在空气里。风过去了，声音又出来了：“包产到户……试点……“
这两个字让树底下的人互相看了一眼。
包产到户。
有人小声重复了一遍。有人问“啥意思“，旁边的人说“就是把地分到户“，问的人愣了一下，又问“真分假分“。
没人答得上。
建国爹靠在自家门框上，离得远，他只听见了“包产到户“四个字。这四个字他听懂了，但没说一句话。他蹲下去，在地上用手指头画了一道，又画了一道。画出来的跟建国在泥地上画的那些道道一模一样。他画完站起来，把锄头重新扛上，往地里走了。
王家老爷子那天没去树底下。
他坐在堂屋里，腿上盖着那件旧棉袄。老大从树底下听完了回来，站在堂屋门口，把听到的断断续续说了一遍。老爷子没抬头，只说了句：“叫老二来。“
老二来了——就是那个记工员。他把工分本也带来了。三个人在堂屋里坐了不到一袋烟的工夫。老爷子的话很少，但每一句都问在点上：地怎么分？按人还是按劳？上面说了算还是下面说了算？老二能回答的只有一半，另一半他自己也没听清。
老大说：“喇叭里说先试点。“
老爷子把烟袋端起来，没点上。
“试点。咱村是试点不是。“
“没说。“
“没说就是不是。“
老二把手里的工分本翻了两页，又合上了。他抬头看了一眼老爷子。
“爹，要是按人头分地——咱家占便宜。“
老爷子没接话。他把烟点上了，抽了一口，慢慢地吐出来。烟雾在堂屋里散得很慢，像舍不得走。
“占便宜也得先有地可占。“老爷子最后说了这一句。
他把烟袋搁在桌上，站起来走到院里。院里几个女人围在灶房门口择菜，王威在他二嫂怀里拽着一根菜叶子往嘴里塞，被二嫂夺下来，他嘴一咧嚎了两声又停了。老爷子在院里站了一会儿，说了句：“先把明年的种子留够。“
说完他转身回了堂屋。
黎家院里那天只有一句话。
海龙爹从树底下回来以后，蹲在门槛上抽了一根烟。海龙娘从灶房出来，把一碗粥递给他。他接过来没喝。
“表弟说那边缺人，“他把烟掐了，“喇叭里说要搞活。“
海龙娘手里的抹布停了一瞬。就是那么一瞬——抹布从灶台上擦过去的速度慢了一下，然后接着擦。
“搞活跟缺人是两码事。“
海龙爹把粥端起来，喝了一口。
“也许是一码事。“
海龙娘没再接话。她把灶台擦完，把搪瓷盆里的水端出去泼了。院里海龙在追一只鸡，追到墙根又跑回来。鸡从海龙的两腿中间钻过去，海龙一屁股坐在地上，愣了一瞬，爬起来继续追。
那年冬天，三家父亲的院门关了以后，灯亮的时间都比平时晚。
建国爹把锄头立在墙角，没回屋。他在院里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一眼天。天上没月亮，星星比平时密。他蹲下来，又站起来，最后进屋的时候建国已经在炕上睡着了，建国娘坐在灯底下补棉裤，棉裤的膝盖处磨薄了，她在上面多缝了一层布。建国爹说了一句：“喇叭里说分地。“
建国娘手里的针停了一下。
“分多少。“
“没说。“
针又动起来了。两个人都没再说话。灯苗在煤油灯罩里跳了一下，建国娘没抬头，把针从布的另一面穿过来，抽紧，再扎下一针，再抽紧。一针一针，把布缝死了。
王家那晚的灯是老爷子屋里的。
几个儿子聚在堂屋里。老大说了一遍，老二又说了一遍，老三站在门口没进来。
老大蹲下来，拿手指头在地上画了一道：“地多了能多打粮，多打粮就能多养牲口。“
老二把工分本合上又摊开，没接话——他想的不是地，是本子上那些数字以后还算不算数。
老三靠在门框上，看着院里的黑，忽然说了句：“这世道怕是真的要变了。“
老爷子把三张脸看了一遍，没问问题。他把烟袋磕了磕——
“变？咱家这么多人，怕啥变。“
说完站起来，回自己屋了。他走的时候步子不快，但稳当。他这辈子见过地改了好几回，有些改了又改回去了，有些改了就没回去过。他分不清这次是哪种，但他信一条：人多了，怎么改都扛得住。
黎家的灯最暗，灭得最晚。
海龙爹坐在炕沿上，没脱鞋。海龙娘把海龙哄睡了，也坐下来——她没问他怎么了，她嫁给他这么多年，能从他坐姿看出一件事来：他有话，但不知道怎么说。
“表弟两年没回了。“他终于开了口。
“嗯。“
“他回来过，带了白糖。“
“嗯。“
“他说那边缺人——那是两年前的事了。现在喇叭里说要搞活。“
海龙娘侧过头，看了他一眼。他眼皮垂着，看着炕头上一块磨毛了的炕席。她说这四个字的时候音调没变，像在说今晚的粥稠不稠。
“你想去。“
海龙爹没说是，也没说不是。
“我把菜畦翻了，今年多栽两畦。“他说。
海龙娘把手里的针线搁下，吹了煤油灯。
黑暗里，海龙在梦里翻了个身，嘴里含含糊糊地冒了一个字——听不清是“糖“还是“汤“。
没人接他的话。
三个村子暗下去的时候，老槐树在腊月的风里站着。树杈上的大喇叭没声了，但线还连着——连着大队部那个扑了灰的话筒，连着话筒前面那张没念完的纸，连着纸上没翻过来的那一页。
那页上写的东西，村里还没人听懂。但灯灭了一盏又一盏，村里的日子明天照样会亮。
老槐树底下，喇叭线在风里轻轻荡了一下。夜把村子收进怀里——三家院子、三个睡着的孩子、三个醒着的大人，各自对着黑暗睁了一小会儿眼睛，又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