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城头的硝烟散尽不过三日，沈砚之便接到了前敌总指挥部的紧急军令。
这份军令来得蹊跷。传令兵是半夜敲开城门送进来的，浑身上下湿透了，也不知是汗还是露水，递上信笺时手指头还在打颤。沈砚之披衣起身，就着油灯展开细看，眉头越拧越紧。
“怎么说？”程振邦的旧部、现任三团团长周铁山凑过来问。他是山海关起义时就跟着的老弟兄，说话没那么多规矩。
沈砚之把信笺往桌上一拍：“让我们停止向东追击，就地转入休整。孙传芳残部退往浙闽边境，总指挥部说‘另行部署’。”
“另行部署？”周铁山嗓门大了起来，“咱们在南昌城下折了多少弟兄！好不容易打穿了他的防线，这时候叫停，不是放虎归山？”
沈砚之没接话，只是把信笺翻到第二页。那上面有一行小字，是总指挥部参谋长私下加上的附言，写着四个字：“宁汉生变，兄宜自重。”
他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油灯的火苗跳了跳，把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壁上，忽大忽小，像一团揉不散的阴云。
第二天一早，沈砚之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会场设在南昌城内的原江西督办公署，院子不大，正厅里摆了十几把椅子，墙上还挂着孙传芳手书的“赣省安澜”匾额，墨迹尚新，人已远遁。
“诸位，”沈砚之站在地图前，手指点在南昌到杭州之间的位置，“总部的命令是停止追击，就地休整。但我的意思是，不追孙传芳可以，原地不动却不行。”
这话一出，底下交头接耳。
“师长，您这是要抗命？”一团长李定国问。他是保定军校出身，做事一向谨慎。
“不算抗命。”沈砚之摇头，“总部只说停止追击，没说不许移动防区。我的想法是，以‘清剿残敌’的名义，把部队往东压一压，至少控制住赣东北的几个要点。玉山、广丰、铅山这几处，卡住入闽通道。孙传芳想从浙江反扑，就得先过我们这一关。”
周铁山第一个拍大腿：“这个好！既没有违抗命令，又把该占的地方占了。”
李定国沉吟道：“师长，您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宁汉那边——”
“现在还说不准。”沈砚之打断他，但语气里明显有未尽之言，“总之部队不能闲着，更不能缩在南昌城里等着别人来安排我们的去处。”
散会之后，沈砚之单独留下了李定国。
“定国，你带一营去玉山。动作要快，三天之内必须到位。”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封封好的信笺，“到了之后，把这封信交给玉山县党部的同志。记住，亲手交，不要经旁人的手。”
李定国接过信，觉得信封比寻常的重些，里头除了信纸，似乎还有什么硬物。他没多问，只是点了点头。
三天后，部队分两路东进。沈砚之亲率主力沿浙赣铁路旧线推进，周铁山带二团走南路，两路人马约定在玉山会合。
部队出发那日，南昌城下了场小雨。沈砚之骑在马上，回头望了一眼城楼。滕王阁的飞檐在雨雾里若隐若现，赣江上漂着几条渔船，船头挂着新换的旗帜，红底白字，老远看不清写的什么。
“师长，”警卫员小跑着跟上来，“有人从九江方向过来，说是您的故交，想见一面。”
“什么人？”
“没说名字，只递了张名片。”警卫员把名片递上来。
沈砚之低头一看，名片上印着“程潜”二字，背面用钢笔写了一行小字：“砚之兄，九江一晤，有要事相商。”
他把名片揣进兜里，沉吟片刻：“让他在前面的双港镇等我。部队照常行进，不许停。”
双港镇是个小地方，拢共百十户人家，连个像样的茶馆都没有。沈砚之赶到的时候，程潜已经在一间祠堂里等了小半天。
两人是日本留学时的旧识，后来一个去了云南，一个回了北方，七八年没见。程潜比沈砚之大四岁，蓄了短须，眉眼间比当年多了几分沉郁。
“砚之兄，恭喜南昌大捷。”程潜起身拱手，脸上带着笑，但笑意没到眼睛。
“颂云兄客气。你是北伐军副总参谋长，要打听战况，一份电报的事，何必亲自跑一趟九江？”沈砚之在他对面坐下，开门见山。
程潜不答，先看了一眼祠堂门外。他的随从和沈砚之的警卫都退到了院子里，隔着天井，说话声听不真切。
“砚之，”程潜压低了声音，“武汉那边闹起来了。唐生智扣了总政治部的几个人，说是什么‘赤化分子’。邓演达气得拍了桌子，跟陈公博当面吵了一架。”
沈砚之面无表情：“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那个师里，政治部的主任是谁？我没记错的话，是黄埔四期的**分子吧？”程潜盯着他，“武汉方面已经下了密令，各军师要‘清除跨党分子’。你打算怎么办？”
沈砚之沉默了几息。祠堂里供着程氏祖先的牌位，香案上积了薄薄一层灰，显然许久没人打理了。窗外有风吹过，把院角的老樟树吹得哗哗响。
“颂云兄大老远跑来，不会是专程给我报信的吧？”沈砚之抬起眼。
程潜苦笑了一下：“我就直说了。蒋总司令在南京另立了中央，武汉方面不认。两边的军队迟早要摊牌。你这一师卡在赣东北，位置太要紧了。南京方面想拉你，武汉方面也在拉你。我来之前，唐孟潇给我发了三封电报，让我务必‘稳住’你。”
“你自己呢？你是哪边的？”
程潜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叹了口气：“我是湖南人，唐孟潇也是湖南人。可北伐是中山先生定下的大计，现在半壁江山没打完，自己人先打起来，这叫什么事？”
沈砚之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追问。他站起来，走到祠堂门口，望着外面的雨幕。
“颂云兄，你回去告诉唐孟潇，就说我沈砚之的部队只有一条规矩：枪口对外，不对内。孙传芳还没打完，谁要这时候拉着我去打自己人，我做不到。至于政治部的人——”他顿了顿，“我不管他们是什么党，只要他们在我的部队里一天，就是我的兵。哪个想动我的兵，先来问我手里的枪答不答应。”
程潜走的时候，雨下大了。沈砚之站在祠堂檐下，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雨幕里，然后叫来警卫员：“给玉山发报，让李定国把信直接拆了看。另外告诉周铁山，部队加速前进，明天天黑之前必须到铅山。”
周铁山在铅山追上他的时候，带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
“师长，出事了。”周铁山一身泥水，进了指挥部连口水都没喝，“我们从南昌出发的第二天，三团政治部的方主任被宪兵队带走了。说是什么‘武汉方面的人’，要押送南京审查。”
沈砚之正在看地图，手里的铅笔“啪”一声断成了两截。
“谁下的命令？”
“驻南昌的宪兵第三团，说是奉了总司令部密令。”周铁山咬着牙，“方主任临走的时候让我给您带句话，说他‘相信师长会秉公处置’。”
沈砚之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方主任叫方维岳，是黄埔四期政治科的高材生，到三团才三个月，跟士兵同吃同住，行军时把马让给伤员骑，自己走路。这样的人被扣上帽子带走，全团上下没有不窝火的。
“李定国那边呢？玉山到了没有？”
“到了。一营已经接管了城防。李团长说，县党部的人连夜转移了，有两名同志撤得慢，差点被当地的保安团截住。”
沈砚之把断铅笔扔进笔筒，在屋里来回踱了两圈。
“铁山，你敢不敢跟我干一件出格的事？”
周铁山咧嘴一笑：“跟着师长从山海关杀出来，哪件事不出格？”
“你带二团连夜折回南昌，把方维岳给我接出来。宪兵队要是不放人，你就把人抢出来。”沈砚之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寻常的军务，“出了事我兜着。”
周铁山二话不说，转身就走。
“等等。”沈砚之叫住他，从墙上取下自己的配枪，那是一把德国造的驳壳枪，跟了他快十年，枪把上的烤蓝都磨白了，“这个带上。万一说不通，拿这个说话。”
周铁山接过枪，掂了掂，咧嘴道：“师长放心，保证把方主任囫囵个儿带回来。”
周铁山走后第三天，沈砚之收到了两封电报。一封来自南京，措辞严厉，命令他“严束所部，不得干预宪兵执法”。另一封来自武汉，措辞恳切，说“欣闻贵部深明大义，望能携手共进”。
他把两封电报并排放在桌上，对副官说：“都回。给南京回‘遵令照办’，给武汉回‘谢谢夸奖’。”
副官犹豫：“师长，这……是不是太敷衍了？”
“就是要敷衍。”沈砚之笑了笑，“他们现在谁都顾不上我这个小师长。等他们真顾得上的时候，咱们该办的事也办完了。”
周铁山是在第四天拂晓回来的。方维岳跟他一起进了指挥部，人瘦了一圈，但精神还好。
“师长，宪兵队不放人，说是上峰命令。我跟他们磨了两天，最后……”周铁山挠了挠后脑勺，“我把驳壳枪拍在他们队长桌上，说师长请方主任回去‘问话’，问完再送回来。那队长大概也怕事闹大，就让我把人带出来了。”
方维岳上前一步，眼圈有点红：“师长，我——”
“什么都别说。”沈砚之拍了拍他的肩膀，“回团里洗个澡，睡一觉。明天跟我去玉山。”
当天晚上，沈砚之独自站在铅山河口的浮桥上，望着东去的流水。月亮出来了，照得河面碎银一片。他想起光绪三十四年父亲被清廷斩首那夜，也是这么个月亮，只是那会儿他还在山海关的城墙上巡夜，什么都不知道，等知道的时候，人头已经挂在了城门上。
他抽出腰间那把跟了他十年的旧刀，刀鞘上刻着父亲留下的四个字：“关山风雷”。
“砚之，”他仿佛听见父亲在叫他，“咱老沈家的人，不管什么时候，不能干那种让祖宗蒙羞的事。”
他把刀插回鞘里，转身往回走。副官跟在后面，听他突然说了一句：“明天到玉山之后，给全师排以上军官发个通知。我要训话。”
“训什么？”
沈砚之脚步没停：“训怎么当兵。”
玉山县城不大，全师营以上军官挤在县学的大成殿里，孔夫子的牌位被挪到了一边，正面墙上挂着沈砚之手绘的形势图。
“有人问我，现在到底听谁的。”沈砚之站在地图前，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我今天把话说明白。北伐没打完，孙传芳没灭，张作霖还在北京城里坐着。在这个节骨眼上，谁叫我打自己人，谁就是我的敌人。我沈砚之的部队，只打北洋军阀，不打北伐弟兄。”
底下鸦雀无声。
“还有，”他接着说，“从今天起，全师上下不管是什么党什么派，只要是北伐军人，一律一视同仁。哪个敢在自己的队伍里搞小动作，搞排挤倾轧，一律军法从事。”
散会之后，李定国留了下来。
“师长，您今天这话传出去，南京武汉两边怕都不高兴。”
“他们本来就没高兴过。”沈砚之把军帽摘下来放在桌上，露出额头上那道旧伤疤，那是山海关起义时被流弹擦的，“定国，你知道我最怕什么？我最怕二十年后，有人指着我儿子的脊梁骨说，你爹当年打的是自家弟兄。”
他望着窗外玉山县城的街巷，炊烟正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冒出来，有挑担子的货郎在吆喝，有小孩在巷口追着狗跑。这一切平常得让人恍惚，仿佛外面的乱局远在天边。
“传令下去，”他说，“明天一早，全军开拔，目标杭州。孙传芳不是想跑吗？我送他一程。”
副官领命出去了。沈砚之独自在大成殿里坐了一会儿，从怀里摸出父亲留下的那把旧刀，抽出半截刀身。刀刃上有一道缺口，是那年山海关巷战时砍清军辫子兵崩的。
他想起父亲临刑前托狱卒带出来的话：“刀在人在，刀断人亡。可要是有一天，刀口对着自己人了，就把刀收起来，找个更该砍的东西砍。”
沈砚之把刀插回鞘里，站起来，对着墙上父亲留下的那把旧刀行了个军礼。
天已经黑透了，殿外的老槐树上，有夜鸟扑棱棱飞起来，往东边去了。
第二天拂晓，全师集合在玉山城外河滩上。沈砚之骑在那匹枣红马上，看着队伍一列列从面前走过。周铁山的二团走在最前头，方维岳走在三团的队列里，士兵们看见他，有人悄悄竖了大拇指。
太阳从东边的山脊后面升起来，照得河滩上的鹅卵石闪闪发亮。沈砚之把缰绳一抖，枣红马迈开步子，踩进了浅浅的河水里。水花溅起来，打湿了他的裤脚。
“师长，”周铁山从前头骑马回来，“前面侦察连报告，孙传芳在衢州留了一个旅，看样子是想堵咱们。”
“一个旅？”沈砚之挑了挑眉毛，“那咱们就一个团打他正面，两个团包他侧翼。铁山，你带二团从左翼走，定国带一营从右翼插。记住，别包太紧，留个口子给他跑。”
“干嘛留口子？”
“打跑了就行，别逼得他狗急跳墙。咱们的目标是杭州，不是在这儿跟他死磕。”
周铁山嘿嘿一笑：“明白，师长是怕咱吃太饱了走不动道。”
沈砚之也笑了。他抬头望了望东方的天空，日头已经完全升起来了，金红色的光铺在浙赣边界的山峦上，一层一层地推展开去。
前路漫漫，可这条路总归是要人走的。
枣红马涉过河滩，踏上了对岸的土路。沈砚之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长长的队伍，那些年轻的面孔在晨光里模模糊糊的，看不太真切，可他知道，这些人跟着他从山海关一路走到这里，走了整整十五年。
十五年了，辫子兵没了，袁世凯死了，北洋军阀倒了一个又一个。可这条路还没走到头。
他把手按在腰间的刀柄上，轻轻拍了拍，然后一夹马腹，往前去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