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柏林。
一九四零年七月二十五日。
柏林人民体育场。
人民体育场在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开放。
十二万个座位从凌晨开始就陆续坐满了人。
到八点半的时候，看台上已经是一片人海——蓝色的工装、灰色的军装、白色的衬衫、花色的连衣裙，各种颜色混在一起，像一幅巨大的拼图。
看台的最前面几排是烈属和残疾军人的免费观赛区，几个坐着轮椅的老兵被志愿者推到了最前面，他们胸前别着勋章，手里攥着小旗子。
看台的中间是工人团体票的方阵，每个方阵前面举着一面厂旗，上面印着厂名——西门子、克虏伯、曼恩、AEG。
看台的最高一排是学生区，红领巾们趴在栏杆上往下看，叽叽喳喳地指指点点。
九点整，军乐队奏起了进行曲。
曲调不花哨，节奏明快，像是走路时踩的拍子。
看台上的人开始鼓掌，掌声从东边传到西边，从南边传到北边，越传越响。
九点零五分，主持人走到场地中央的话筒前面，开口了。
他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出来，很平，很稳：
“柏林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请各国代表团入场。”
第一个入场的是希腊代表团。
这是惯例——希腊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
希腊代表团只有七个人，穿的是白底蓝边的运动服，走在最前面的旗手是个年轻人，举着蓝底白十字的希腊国旗。
看台上响起了掌声，不响，但很整齐。
希腊代表团后面是苏联代表团——一百多号人，穿灰色运动服，旗手是个高个子男人，举着镰刀锤头红旗。看台上响起了更响的掌声，工人方阵里有人站起来喊了一声“乌拉”，旁边的人跟着喊起来。
苏联运动员们朝看台上挥手，有人笑了，有人挺了挺胸。
中国代表团入场的时候，看台上响起了另一种掌声——更密，更响，带着一种特别的热乎劲。
中国代表团二十几个人，穿灰蓝色中山装运动服，旗手是个矮个子年轻人，举着五星红旗。
看台上的工人方阵里有人用中文喊了一声“你好”，声音不太准，但中国运动员们听到了，朝那个方向挥了挥手。
一个中国女运动员怀里抱着一束花，是入场之前德国志愿者塞给她的，她低头闻了闻花，笑了。
法国代表团、意大利代表团、英国代表团、波兰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日本代表团、朝鲜代表团——一个接一个地入场。
每个代表团入场的时候，主持人都会念一遍国名，念完之后看台上响起一阵掌声。
掌声的长短不太一样——法国代表团入场的时候，掌声比希腊长一些；
英国代表团入场的时候，掌声里夹杂了几声口哨；
日本代表团入场的时候，掌声比别的代表团短一些，但也没有人嘘。
主持人不念代表团的政治背景，不念代表团的意识形态，只念国名。念完就过。
瑞典代表团入场的时候，林德伯格坐在看台上，站了起来。
他是随队记者，但他买了一张普通票，坐在看台中间。
瑞典代表团四十多个人，穿白底蓝边的运动服，旗手是个高个子金发男人，举着蓝底黄十字的瑞典国旗。
林德伯格看着自己的同胞走过场地，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瑞典是中立国，瑞典跟德国没有意识形态上的亲缘关系，但瑞典来了。
瑞典来了，不是因为瑞典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是因为瑞典觉得奥运会是奥运会。
体育就是体育。
林德伯格坐下来，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他们分得清体育和政治。”
阿根廷代表团入场的时候，看台上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
阿根廷是最后一个入场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
他们穿蓝白条纹的运动服，旗手是个留着两撇小胡子的中年男人，举着蓝白条纹的阿根廷国旗。
他们走过去的时候，看台上有人交头接耳，但没有人喊，没有人嘘。
主持人念了“阿根廷”三个字，念完就过了。
最后一个入场的是东道主德国代表团。
两百多号人，穿白底黑边的运动服，旗手是个高个子年轻人，举着黑红金三色旗。
他们一出场，看台上就炸了——掌声、欢呼声、口哨声混在一起，从四面八方涌过来。
工人方阵里有人站起来，把厂旗举过头顶挥舞。
学生区里红领巾们跳起来，把手里的彩带抛向空中。
德国运动员们走过场地的时候，步子比刚才几个代表团都快，有人笑了，有人朝看台上挥手，有人把手搁在胸口，像是在压着心跳。
各国代表团入场完毕之后，主持人宣布——“请全体起立。奏社会主义阵营之歌。”
军乐队奏起了一支曲子，曲调很慢，很沉，像是从地底下往上冒的。
看台上的人全部站了起来，有人跟着哼，有人只是站着。曲子奏完之后，主持人宣布——“请人民委员会主席韦格纳同志讲话。”
韦格纳从主席台侧面的台阶走下来，走到场地中央的话筒前面。
他今天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西装，没有打领带，领口敞着一颗扣子。
他站定了，扫了一圈看台，开口了。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幕。
这不是第一届奥运会。
第一届奥运会在一八九六年就开了。
但我们这一届奥运会，跟以前的奥运会不一样。
以前的奥运会，是贵族看的，是富人玩的，是报纸上登的。
我们的奥运会，是工人看的，是农民玩的，是老百姓自己跑的、跳的、扔的。
看台上有十二万个人，其中十万人是工人、农民、学生、士兵。这就是我们的奥运会。”
他停了一下，继续说：
“我们办这届奥运会，不是为了拿金牌。
金牌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告诉全世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也能跑，也能跳，也能扔铁饼。
而且我们跑得不比别人慢，跳得不比别人矮，扔得不比别人近。
我们干得好，也玩得好。这就是社会主义。它不是苦行僧，不是清教徒。
它是有面包，有香肠，有学校，有医院，有奥运会。它有日子。”
他讲完之后，看台上响起了掌声。
掌声持续了将近一分钟。
韦格纳摆了摆手，掌声慢慢停下来。
他转身走回主席台，在座位上坐下来。
主持人宣布——“运动员宣誓。”
一个德国田径运动员走到场地中央，举起右手，念了誓词——“我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遵守比赛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以真正的体育精神参加比赛。”
他念完之后，军乐队奏起了贝多芬的《欢乐颂》——不是全曲，是最后那段合唱的旋律。
看台上的人跟着哼起来，先是几个人，然后是一排人，然后是一片人。
歌声从看台上滚下来，滚到场地上，滚到跑道上，滚到足球场的草坪上。
林德伯格站在看台上，跟着哼了两句，然后用瑞典语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他们唱的是《欢乐颂》。
不是党歌。
是《欢乐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