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格纳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手老了，皮肤松了，手背上有几点褐斑。
他今年五十一了。再过几年他也得退。退了之后干什么？种花，钓鱼，陪安娜去海边，教弗雷迪修收音机。
这些事他以前想过，觉得挺好。但现在他坐在长椅上，想着“退了之后”这四个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安。
他退了之后，这个国家怎么办？这个阵营怎么办？这个世界怎么办？他一手建立起来的这些东西，他走了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不知道。
韦格纳又抬起头来，看着天上的星星。那颗星星很亮，不动，稳稳地挂在天顶上。
他看着那颗星星，想了一件事——科技在往前走。他在文件里看过，火箭技术一年比一年成熟，电子计算机的速度一年比一年快，新材料一年比一年好，生物技术一年比一年精。
这些东西会变成什么？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一件事——它们会改变世界。改变的速度会比他想象的快，改变的方向会比他想象的远。
它们会把人类带到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未来。那个未来是好是坏，他不知道。但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他倾向于相信——是好的。
为什么？因为他把制度搭起来了。制度对了，科技往哪边走，都会往好的方向走。
制度不对，科技再发达，也会往坏的方向走。他在原来的世界里见过这种事。
技术在进步，人的日子不一定在进步。技术可以造药，也可以造毒气。
技术可以造飞机，也可以造炸弹。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在于技术掌握在谁手里。
他把技术交到了工人手里，交到了农民手里，交到了老百姓手里。
老百姓不会用技术害老百姓。老百姓用技术给自己盖房子，种粮食，治病，上学。
这就是他这辈子做的最大的一件事。不是把红旗插遍全球，是把技术交到老百姓手里。
韦格纳想到这里，心里那个空的地方稍微满了一点。
他把手从膝盖上拿起来，撑着长椅的扶手，站起来。膝盖响了一下，他站直了，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他站在空地上，回头看了一眼奥运村的方向。奥运村里的灯亮着，能听到隐约的音乐声和笑声。
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朝市区的方向走去。
走了几步，他忽然停下来了。他想起一件事——弗雷迪。弗雷迪今年十五了。
再过五年，弗雷迪二十了。再过十年，弗雷迪二十五了。到时候弗雷迪会在干什么？他不知道。弗雷迪可能当工程师，可能当老师，可能当工人，可能当干部。
弗雷迪可能留在德国，可能去苏联，可能去中国，可能去美洲。弗雷迪可能结婚，可能生孩子，可能带着孩子去海边度假，可能教孩子修收音机。
这些事他都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弗雷迪会活在一个比他更好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有面包，有香肠，有学校，有医院，有退休金。这个世界有制度，有规矩，有监督。
这个世界可能还有问题，但至少不会有大萧条，不会有大屠杀，不会有世界大战。这就是他给他儿子留下来的东西。
韦格纳把手插回口袋里，继续往前走。天完全暗下来了，路灯亮着，照在他前面的路上。
路很长，但他不着急。他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他知道前面还有事要做——对日政策的落实，对美攻势的准备，青年干部的培养，退休制度的推进，奥运会的收尾，还有那一大堆等着他批的文件。
但他不着急。他知道自己能做完这些事。他也知道做完之后有人接着做。
这就是制度的好处。人走了，事还在。事还在，路就还在。路还在，就一直往前走。
柏林，一九四零年七月二十日。
中央火车站。
埃里克·林德伯格从火车上下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本斯德哥尔摩出版的旅行手册，封面上印着勃兰登堡门的照片。
他是瑞典《每日新闻报》的记者，三十四岁，瘦高个，金发，戴一副圆框眼镜，会说德语，但带很重的口音。
他这次来柏林是奉命报道奥运会——瑞典派出了一支四十多人的代表团，他是随队记者。他出了站台，站在火车站大厅里，四处张望了一下。
大厅很高，穹顶是玻璃的，阳光从外面透进来，照在大理石地面上，亮堂堂的。大厅中央挂着一面大钟，钟下面是一排售票窗口，窗口前面排着队，队不长，秩序很好。
他拎着皮箱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一个穿灰色制服的年轻人迎上来，用德语问了一句：
“请问是来参加奥运会的吗？”
林德伯格点了点头。
年轻人说：“欢迎来到柏林。请跟我来，奥运专用通道在左边。”
他领着林德伯格穿过大厅，走到侧面的一个通道口。通道口挂着牌子——“奥运会人员专用”。
牌子下面站着一个女志愿者，二十出头，扎着马尾，穿一件白衬衫和蓝裙子，胸前别着奥运徽章。她看了林德伯格的记者证，笑着说了句“欢迎”，然后递给他一张地图和一张日程表。
地图上标着奥运村、比赛场馆、新闻中心的位置，日程表上印着从七月二十五日到八月九日的每日赛事安排。
林德伯格把地图和日程表收好，问了一句：“新闻中心在哪里？”志愿者说：“在市中心，离这里两站路。您坐电车过去，三站，在‘展览中心’下。”
她说得很清楚，还用手比划了一下方向。
林德伯格拎着箱子出了火车站，站在广场上。
广场很大，铺着浅灰色的石板，石板缝里没有一点杂草。
广场中央有一个喷泉，水柱喷得很高，水花在阳光下闪着光。
喷泉旁边搁着几排长椅，有人在长椅上坐着抽烟，有人在看报纸，有人把鞋脱了，把脚搁在喷泉池边，像是在泡脚。
林德伯格看了一下手表——下午两点。他决定先去新闻中心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