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在走出钟表厂院墙的瞬间变得更加浓稠。我沿着来时的土路走了大约十分钟，在一条干涸的排水渠边停住了脚步。四下无人，只有风吹过渠底枯草时发出的沙沙声。我在渠沿上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三枚钥匙——红色胶带的钥匙、黑色胶带的钥匙、以及叶知秋刚才转交给我的那枚——并排放在手心里，让月光同时照亮它们。
齿纹对比的结果印证了我之前的直觉。这枚新钥匙的齿纹和前两把完全不同，更简单，更老式，适合的锁型是一种更古老的机械结构，而不是现代锁芯。但真正关键的信息不在齿纹上，在握柄底部的那个半圆形凹陷里。
我用指腹反复摩擦那个凹陷的边缘，确认它不是铸造缺陷，而是某种被刻意磨去的标记。有人在这枚钥匙原本刻有识别符号的位置上，用砂纸或锉刀把那个符号完全磨掉了，只留下一个光滑的半圆轮廓。磨掉它的人不希望任何人——包括拿到这枚钥匙的人——通过那个符号追溯到它的来源。
我合拢手掌，把三枚钥匙同时握在掌心里，让金属的边缘彼此挤压，在皮肤上留下几道深浅不一的压痕。然后我站起来，沿排水渠继续往前走。走到渠段的尽头，在一条泥土路和柏油路的交界处找到了一根废弃的电线杆，杆身上钉着一块已经生锈的铁皮路牌。上面写着——“柳林路”。离光华钟表厂的旧址已经足够远了。
我掏出手机，打开地图，把柳林路周边的地形看了一遍。这片区域位于老城区边缘，附近有几片待拆迁的居民区、一个已经停用的农贸市场，以及一座在地图上没有任何标注的灰色空地——大约是某个废弃厂区，在卫星视图上只能看到一片平整的灰色地表，没有任何建筑轮廓。我的目光在那块灰色空地上停了几秒，然后关掉地图，锁上屏幕，把手机放回口袋里。
我需要一个能安全待到明天的地方。
我沿着柳林路往北走了大约一公里，在路边找到了一家仍在营业的廉价旅馆——一栋三层自建房，门头上的灯箱写着“住宿”两个字。我走进去，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正在用手机看短视频的中年女人，听到门上的铃铛响，抬头看了我一眼：“住店？”
“单间，一晚。”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挂着塑料牌的房间钥匙，放在柜台上，收了钱，又低头继续看她的短视频，没有多问。房间在二楼走廊尽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户临街。空调老旧，出风口呼啦啦响着，似乎永远无法把温度降到设定值。我没有开灯，直接走到窗边，把窗帘掀开一条缝，确认窗外的街道上没有停着可疑的车辆，然后拉上窗帘，在床沿上坐下来，把三枚钥匙和那枚铜片放在桌面上。
房间里的冷光从天花板的日光灯管里溢出来，照在那些金属物件表面，在桌面和墙壁上投下几道细碎的暗影线条。我盯着它们，开始重新梳理这些物件之间的关系。黑色钥匙，在花园街水塔第三层的铁盒里找到。红色钥匙，在钱国平的墓碑底座下找到。第三枚钥匙——叶知秋转交的——来源不明，但沈昭知道它的存在，并且指定了要由她在钟表厂交给我。还有那枚铜片，在机械厂地下室的笔记本封面夹层里发现的，是一个模具的一半。一枚完整的钥匙需要两个半模合在一起才能铸出来。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块怀表，放在钥匙旁边。现在不是研究它的时候。我把所有物件收进口袋，走到窗边，再次掀开窗帘一角朝外看。街道上依然空荡荡的，路灯把整条街照出一种寂静的橘黄色，没有行人，没有车辆，只有一只猫蹲在斜对面的垃圾桶旁边。我把窗帘放下，在房间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拉开门走出去，走到走廊尽头的那扇窗户前，推开窗，把半个身体探出窗外，目光在这栋旅馆的周边扫了一圈。街角处的路灯下，有一根烧了一半就被按灭的烟蒂，烟纸已经被风吹干，滤嘴处有一道齿痕。
有人在那里站过，而且等了有一会儿了。
我关上窗，回到房间。在床边坐下，把被子叠成两折垫在背后，靠在床头墙上，闭上眼睛。窗外偶尔有一辆夜车驶过的声音，由远及近，再逐渐远去，消失在街道的尽头。我让那些声音在意识边缘游荡了一会儿，然后睁开眼，拿起手机，给那个没有存储过的号码发了一条短信：“我已经到钟表厂了。你什么时候能到？”
发送。等了五分钟，没有回复。我又发了一条：“叶知秋把钥匙给我了。我需要知道下一把锁在哪。”
这一次，回复在不到三十秒后出现在收件箱里。“你不需要知道锁在哪。你需要知道自己是谁。”
“你到了该想起来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