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5年7月22日，大暑。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清晨五点半，河生被热醒了。窗外的天已经大亮，阳光像烧化的铁水一样泼在窗户上，窗帘被晒得发烫。他翻身坐起来，摸了一下额头，全是汗。林雨燕还睡着，侧着身子，脸上泛着不正常的潮红。他伸手探了探她的额头，不烫，但湿漉漉的。空调开着，二十六度，不算高，但上海的夏天就是这样，闷得人喘不过气来。
他轻轻起身，走到阳台上。热风扑面而来，像有人拿着吹风机对着脸吹。梧桐树的叶子被晒得蔫蔫的，垂头丧气地耷拉着，没有一点精神。墙角那棵石榴树的果子又大了一圈，青中泛红，有几颗已经裂开了一道缝，露出里面亮晶晶的籽粒。花坛里的月季被晒得焦了边，花瓣卷曲着，像烧焦的纸。蝉鸣声从树上传下来，一阵高过一阵，聒噪得人心烦。
母亲说过——“大暑热不透，大热在秋后。”大暑不够热，秋天就会更热。今年的夏天已经够热了，他不敢想象秋天会热成什么样。
上午，河生去菜市场买了绿豆、百合、莲子。大暑要喝绿豆汤，这是母亲传下来的规矩。菜市场里热得像蒸笼，卖菜的大姐摇着蒲扇，额头上全是汗。卖绿豆的摊位前排着队，等了好一会儿才轮到。
“大哥，买绿豆？”摊主是个中年男人，光着膀子，肩上搭一条湿毛巾。
“嗯。称三斤。”
“三斤够吗？天热，多买点。绿豆放得住，明年还能吃。”
“够了。吃不完浪费。”
摊主称了三斤绿豆，用塑料袋装好递给他。绿豆青青的，颗粒饱满，是今年的新豆。
回到家用钥匙开了门，屋子里凉快多了，空调一直开着没关。林雨燕已经起来了，在厨房里熬绿豆汤。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绿豆在沸水里翻滚，像一群绿色的小鱼。
“回来了？”她头也没回。
“嗯。”河生把绿豆放在灶台上，“买了新豆，下次用。”
“今年的新豆？”
“嗯。今年的。”
林雨燕把锅盖盖上。“那你放着吧，下次煮。”
河生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她穿着一件碎花家居服，头发用皮筋随便扎着，几缕碎发垂在耳边。她老了，从背影就能看出来——肩不再挺拔，腰也粗了，手上的皮松松垮垮的。可是他觉得她很好看，比他年轻时见过的任何一个女人都好看。
“你看什么？”林雨燕转过头。
“看你。”
“有什么好看的？一个老太婆。”
“老太婆也是我老婆。”
林雨燕笑了。“你就会说好听的。”
二
绿豆汤煮好了，晾凉了。河生盛了一碗，端着走到阳台上。热风还是那样，他喝了一口绿豆汤，凉丝丝的，甜丝丝的。他想起小时候，大暑这天，母亲也会煮绿豆汤。母亲煮的绿豆汤没有林雨燕煮的好喝，糖放得少，不够甜。可是他还是觉得母亲煮的最好喝，因为那是母亲煮的。
德顺爷说大暑这天要在船头挂艾草。他问为什么，德顺爷说驱邪避灾。他不懂什么是邪，什么是灾。德顺爷说邪就是不好的东西，灾就是不好的事。挂了艾草，不好的东西和事就不敢来了。他信了，每年大暑都在船头挂艾草。挂到他不跑船了为止。
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可也是夏天最后一个节气了。过了大暑，就是立秋。他想起母亲的话——“大暑不热，五谷不结。”该热的时候就得热，热透了庄稼才能熟，人这一辈子也是。
中午，陈溪从外面回来了。她去和高中同学聚会了，晒得脸通红。
“爸，热死了。”她一进门就喊。
“快去冲个凉。”河生说，“绿豆汤在锅里，自己盛。”
陈溪冲了凉出来，盛了一碗绿豆汤，咕嘟咕嘟喝下去。“好喝。妈，您放了冰糖？”
“放了一点。你爸不让多放，说糖多了不健康。”
“爸，您管得真宽。”
“不是管得宽，是为你们好。糖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陈溪吐了吐舌头。
下午，河生接到方卫国的电话。方卫国从北京打来的，说他的书合集要出版了，十几本一套，精装。出版社想搞一个首发式，问他愿不愿意参加。
“河生，你来不来？”
“什么时候？”
“八月八号。在北京。”
河生想了想。“我去。”
“好，我等你。”
挂了电话，河生坐在沙发上。林雨燕问他什么事，他说方卫国的新书首发式，在北京，问他去不去。林雨燕说去就去吧，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河生点了点头。
大暑的第三天，陈江和苏敏度蜜月回来了。他们去了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玩了一周。
“妈，我们回来了。”陈江一进门就喊。
“回来了？累不累？”林雨燕从厨房里跑出来。
“不累。”
苏敏跟在后面，手里拎着大包小包。“妈，这是给您买的。围巾，大理扎染的。”
林雨燕接过围巾，展开看了看。“好看。真好看。”
“爸，这是给您的。”陈江递过来一盒茶叶，“普洱，陈年的。您尝尝。”
河生接过茶叶，打开闻了闻。“好茶。谢谢。”
“一家人不谢。”
三
七月二十五日，陈溪的录取通知书正式到了。从复旦寄来的，大红色信封，印着金色的校名。陈溪拿着那个信封，手在抖。她小心翼翼地拆开，从里面抽出那张纸，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爸，我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了。”
河生接过那张纸，看着上面的字。他看了很久。
“好。”他把纸还给陈溪，“爸爸为你骄傲。”
陈溪哭了。林雨燕也哭了。陈江和苏敏站在旁边，眼眶也红了。方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看到大家都在哭，也跟着哭了，哇哇的。陈溪抱起他，说“方远不哭，姐姐考上大学了”。方远不懂什么是大学，但听姐姐说不哭了，就不哭了。
“溪溪姐姐，大学是什么？”
“大学就是读书的地方。很大学校，很多人。”
“我也要去。”
“好。等你长大了，姐姐带你去。”
方远笑了。
晚上，一家人出去吃饭庆祝。陈溪点了一桌子菜，有鱼有肉有虾有蟹。河生看着那些菜笑了，说点这么多吃得完吗。陈溪说吃得完，今天高兴。林雨燕给方远夹菜，方远吃得到处都是。陈江和苏敏坐在旁边说着悄悄话。
河生看着这桌人，想起了很多年前。
那时候，母亲也这样，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母亲坐在主位上，看着他们吃，自己不怎么动筷子。
“妈，您怎么不吃？”他问。
“我不饿。你们吃。”
他知道母亲不是不饿，是舍不得吃。那时候穷，好东西要留给孩子们。现在不穷了，可是母亲不在了。他想起德顺爷，想起母亲，想起周老师，想起孟教授，想起那些已经走了的人。他们都不在了，可又好像都在。在这杯酒里，在这桌菜里，在这满屋子的人声里。
四
七月二十八日，河生坐高铁去了北京。方卫国的新书首发式。林雨燕没去，她说不喜欢北京，太干了，不如上海湿润。陈江和苏敏上班，陈溪在家写小说，方远回北京了。一个人，正好。
首发式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来了很多人，有读者，有记者，有作家。方卫国站在台上，手里拿着话筒，讲他写这些书的故事。
“我写了十几年，从《大河之子》到《大河之源》，十几本书，几百万字。写的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时代。这个人叫陈河生，他从黄河边走来，走到上海，走到航母上，走到今天。他是我见过最普通也最了不起的人。他的普通在于，他从不觉得自己了不起。他的了不起在于，他把一件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
台下响起了掌声。
方卫国看向台下的河生。“河生，你上来。”
河生摆了摆手。
“上来吧。”方卫国又喊了一声。
河生站起来，走上台。台下又响起了掌声，比刚才更热烈。
方卫国把话筒递给他。“说几句。”
河生接过话筒，看着台下。那么多眼睛看着他，他有些紧张。“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造了一辈子航母的工程师。我能做成这件事，不是因为我有多厉害。是因为赶上了好时候，遇到了好老师，好同事，好领导，好家人。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他顿了顿，“谢谢。”
台下响起了掌声。
首发式结束后，方卫国和河生站在图书大厦门口。天很蓝，有几朵白云悠悠地飘着。方卫国老了很多，背也驼了，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
“河生，你说咱们这一辈子，值不值？”方卫国问。
“值。”河生说，“你问过无数遍了，我每一个回答都是一样的。”
“我记性不好。怕忘了。”
“忘不了。”
方卫国笑了。“河生，你什么时候回去？”
“明天。”
“这么快？”
“嗯。溪溪要开学了，我得回去送她。”
方卫国沉默了一会儿。“好。你回去吧。等我身体好一些，我去上海看你。”
“好。我等你。”
方卫国握住河生的手，使劲握了握。
五
八月初，上海热得不像话。河生不怎么出门了，每天早晨在阳台上站一会儿就回屋。陈溪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收到了，入学日期是九月一日，还有一个月。
陈溪每天都在家看书、写小说。她写了几万字了，题目叫《我的父亲》，写的是河生的故事。
“爸，您看看。”她把打印出来的稿子递给河生。
河生坐在沙发上，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看。写得很好，比高中生作文好了不知道多少。有细节，有情感，有思想。他想起陈溪小时候写作文的样子，歪歪扭扭的字，短短的几句话。“我的爸爸是一个工程师，他每天都很忙。他很少陪我，但我知道他爱我。因为他每次出差回来，都给我带礼物。”现在她不用带礼物了，她送了他最贵重的礼物——这本还只存在于稿纸上的书。
“爸，您觉得怎么样？”陈溪坐在他旁边，紧张地看着他。
“好。”河生摘下老花镜，“比我写的还好。”
“真的？”
“真的。你好好写，写完了爸爸帮你联系出版社。”
“谢谢爸。”
陈溪抱着稿纸跑回房间了。河生看着她的背影，想起自己写回忆录的时候，也是这样，写了改，改了写。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写到自己满意为止。
河生一个人在北京待了两天。头天参加完方卫国的新书首发式，第二天又去拜访了几位老朋友。老朋友们都在变老，他看着他们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发，心里有些发酸，却也不知该说什么。时间是最大的变量，也是最公平的判官，它在每一个人的脸上都留下了相同的痕迹，只是有人早一些，有人晚一些。
回上海的高铁上，河生靠着窗户看着外面的风景。麦子已经收完了，玉米正在拔节，绿油油的，一眼望不到边。一块一块的玉米地像整齐的棋盘，在阳光下闪着墨绿色的光。他想起小时候，大暑前后，玉米长到一人多高，地里面密不透风，闷热得很。他跟着母亲去玉米地里拔草，玉米叶子划在脸上，又疼又痒。母亲在地里干活，弯着腰，一干就是一整天。汗水把她的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她的脸上全是汗，但她从来不叫苦，也不喊累。他不喜欢干农活，太累了，他喜欢坐在黄河边看德顺爷的船。德顺爷说不想干农活就好好读书，读了书就不用干农活了。他听了，好好读书，考上了大学，来到了上海，造了航母。他不用干农活了，可母亲还在干，干到她干不动为止。
手机震了一下。是陈溪发来的微信。“爸，您什么时候回来？我写完了第一章，您帮我看看。”
“下午三点到。”他打字。
“我去接您。”
“不用。打车回去。”
“我去接您。”她又发了一遍，加了感叹号。
河生笑了。这孩子，跟她妈一个样，犟得很。
下午三点十分，高铁到站。河生走出出站口，看到陈溪站在那里，手里举着一瓶冰红茶。“爸，这儿呢。热吧？喝点水。”他接过冰红茶，拧开盖子喝了一口。冰红茶很甜，很凉。他不是小孩了，不喝这些，但女儿买的，他就喝。
“不是不让你来吗？”河生嘴上责怪着，心里却是暖的。
“反正闲着。”陈溪挽着他的胳膊，“爸，您看我的稿子了吗？”
“车上看了。”
“怎么样？”
“好。”河生重复了在北京时的评价，“比我想的还好。”
“真的？”她眼睛一亮。
“真的。你好好写，将来比你方叔叔写得好。”
陈溪笑了。“方叔叔听了该不高兴了。”
“他不高兴？他高兴还来不及呢。他老说年轻人比他写得好。”
陈溪挽着河生的胳膊，父女俩慢慢地走出火车站。
大暑将尽，立秋在望。河生站在阳台上，远处的黄浦江在暮色中静静流淌，江面上映着两岸的灯火。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铜铃，轻轻摇了摇。叮叮当当的声音在暮色中响起来。
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也是夏天最后一个节气了。过了大暑，就是立秋。春天走了，夏天也要走了。一年一年过得很快。可他知道，每一个节气都在告诉他要好好活着。春天要播种，夏天要耕耘，秋天要收获，冬天要收藏。该做什么的时候就做什么，不着急，也别停。德顺爷说黄河的水一年四季都在流，夏天快，冬天慢，可它从来不会停下来。船也一样，停了就锈了，人也是一样。
六
回到家的第二天，河生接到了大哥的电话。大哥说，枣树被风刮断了一根大枝，心疼得不行。那根枝子结了很多枣，青青的，眼看着就要熟了。大暑的太阳太毒，风也大。河生心里一紧，问大哥那根枝子还能接上吗。大哥说接不上了，断了就断了，好在根还在，明年还能发新枝，只是今年的枣少结不少。
“哥，你身体怎么样？”河生把听筒贴近耳朵。
“还行。”大哥说，“就是腿还是有点疼。老了，不中用了。”
河生沉默了一会儿。“哥，你少干点活，多休息。”
“不干活干啥？闲着更难受。”
河生没有再劝。大哥这脾气，劝也劝不动。他挂了电话，站在窗前看着那棵石榴树。果子又红了一些，再过一个月就该熟了。他想起父亲种的那棵枣树，那棵树比他年纪还大，是父亲年轻时候种的。每年秋天，枣红了，母亲打下来，晒干了，留到冬天吃。他最爱吃枣，脆的、干的都爱吃。母亲说河生你像枣，皮红心甜。现在母亲不在了，可枣树还在，枣还在，甜还在。
大暑的最后一天，河生一个人去了一趟外滩。傍晚去的，夕阳把黄浦江染成了金红色。他沿着江边慢慢地走，走得很慢。他想起年轻时，他和林雨燕在这里散步。那时候他们刚结婚不久，租住在虹口区的一间小房子里。每天晚上吃过饭，他们就沿着江边走，从外白渡桥走到十六铺，再走回来。那时候穷，但很快乐。他们聊未来，聊孩子，聊老了以后的日子。林雨燕说以后有了钱，想去桂林看看。他说好，以后带你去。现在有钱了，可她老了，走不动了。不是真的走不动，是没有那份心气了。人就是这样，年轻时候想去的地方，总觉得以后有的是时间。等有时间了，又不想去了。
他靠着栏杆，看着江水缓缓东流。江水是不会回头的，他知道。母亲走过这条路，德顺爷走过，孟教授走过，周老师走过，大哥也走过。每个人都走着自己的路，有些人走得快，有些人走得慢，但都在往前走。
“爸，您在这儿呢。”陈溪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河生转过身，看到她站在不远处。“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您。”她走过来，“妈说您一个人出来了，不放心。”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又不是小孩。”
“您比小孩还不让人省心。”她挽着他的胳膊，“走吧，回家。妈做了您爱吃的红烧肉。”
河生笑了。“好。回家。”
父女俩沿着江边慢慢地往回走，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七
八月四日，立秋的前三天。陈溪在家里收拾行李。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开学了，她要提前准备好。衣服、鞋子、洗漱用品、笔记本电脑，她一样一样地装进行李箱，又一样一样地拿出来，反复好几次，总觉得少带了什么。
“妈，我的充电器放哪了？”
“在你书桌的抽屉里。”林雨燕在厨房里忙活着，声音隔着墙壁传过来。
陈溪跑进书房，找到充电器。
“妈，我的牙刷呢？”
“在卫生间。你自己不会找？”
陈溪又跑进卫生间。
河生坐在沙发上看着她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想起了自己当年上大学时的情景。那时候他一个人去的，背着蛇皮袋，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母亲烙的饼。没有箱子，没有充电器，没有电脑，连手机都没有。他只带着一张录取通知书和一颗不安分的心，从洛阳坐绿皮火车到上海，哐当哐当地晃了十几个小时。那时候的绿皮火车慢得很，逢站必停，逢车必让。车厢里人挤人，没有座位，他站了十几个小时，腿都肿了。但他不觉得累，心里全是激动和期待。
“爸，您上大学的时候带什么了？”陈溪坐到他旁边。
“几件衣服，几个饼。”
“就这些？”
“就这些。”
“没有箱子？”
“没有。蛇皮袋。你们现在用的那种编织袋，以前叫蛇皮袋。”
“蛇皮袋？”陈溪想了想，“装化肥的那种？”
“对。”
陈溪笑了。“您真简朴。”
“不是简朴，是穷。穷就只能简朴。”河生顿了顿，“但穷不怕。只要肯努力，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陈溪点了点头。
八
八月六日，方卫国从北京来了。这次是一个人来的，方远没跟着。他要参加陈溪的升学宴。升学宴定在八月八日，立秋那天。林雨燕说立秋是个好日子，寓意好。陈溪说哪天都行，方卫国说立秋好，秋收冬藏。
方卫国老了，背更驼了，头发更白了。陈溪去车站接的他，一路上扶着他，怕他摔了。他笑着说没事，还能走。
方卫国从包里拿出一个锦盒。“溪溪，送给你的。你上大学了，方叔叔没什么好东西送你。”陈溪打开锦盒，里面是一支钢笔，笔杆是黑色的，笔尖是金色的。
“方叔叔，这是什么笔？”
“派克。我年轻时买的，一直没舍得用。”他顿了顿，“现在送给你。”
陈溪的眼眶红了。“方叔叔，这太贵重了。”
“不贵重。你好好用它，写出好文章。”
陈溪点了点头。
河生在旁边看着，没有说话。
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方卫国坐在河生旁边，两个人喝着酒。方卫国喝的是红酒，河生也是。林雨燕不让他们多喝，一人两杯，不多不少。
“河生，你说咱们这一辈子，值不值？”方卫国举起酒杯。
“值。”河生也举起酒杯。
“我也觉得值。”方卫国和他碰了碰杯，“干了。”
“干了。”
两个老人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林雨燕在旁边瞪了他们一眼。“说好了两杯，一人两杯。不许再喝。”河生和方卫国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九
八月八日，立秋。升学宴。酒店的宴会厅不算大，摆了几张桌子，坐满了亲戚朋友。河生穿着那件藏青色的新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陈溪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头发披散着，化了淡妆。
河生站起来，举起酒杯。“今天是溪溪的大喜日子。溪溪考上复旦大学，爸爸为你骄傲。”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像刻在石头上的。
陈溪站起来，眼眶红了。“爸，谢谢您。您辛苦了。妈，谢谢您。您也辛苦了。”她转头看向方卫国，“方叔叔，谢谢您。您也来了。”方卫国摆了摆手，笑了。她的目光一一扫过台下的每一张脸——苏敏、陈江、大哥、还有从河南赶来的几位老邻居。
林雨燕哭了，方卫国也红了眼眶。河生没有哭。他在笑。他想起陈溪出生的那天，他在手术室外面等着，护士抱着婴儿出来说“恭喜你，是个女孩，六斤八两，母子平安”。他接过婴儿，看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眼泪掉了下来。那一刻，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现在她长大了，要离开家了。他舍不得，但他知道雏鹰总要离巢。
升学宴结束后，河生站在酒店门口送客。大哥走过来握住他的手。“河生，溪溪出息。妈要是还在，一定很高兴。”
“嗯。”河生应了一声。
“河生，你啥时候回去？”
“明天。”
“好。我等你。”
大哥转身走了。河生看着他的背影，那背影有些驼，走得慢，但很稳。他想起小时候大哥背着他去上学，大哥的背又宽又暖又稳。
回家的路上，陈溪挽着河生的胳膊。“爸，我下周就要去学校报到了。以后不能天天在家了。您要照顾好自己，按时吃药，别熬夜，别跟妈吵架。”
“不吵。跟她有什么好吵的？”河生侧过头，语气平淡。
“那就好。”陈溪笑了，“方叔叔说我写得好，让我好好写。他说等我出书了，他帮我写序。”她眼睛弯弯的，藏着星光。
“好。爸爸等着。”
路灯把父女俩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河生摸了摸口袋里的铜铃，心想德顺爷说得对——铜铃的声音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比这条街长，比这条江远，比这一个一个走过来的节气还要绵长。
十
陈溪去学校报到那天，河生没有去送。不是不想去，是陈溪不让。“爸，您在家歇着。我自己去就行。同学来接我，她们约好了在校门口碰面。”林雨燕也不让去。“你去了帮不上忙，还添乱。”河生没有争辩。他站在阳台上，看着陈溪拖着行李箱走出小区门口，林雨燕跟在后面，絮絮叨叨地叮嘱着什么。陈溪回过头，朝家的方向挥了挥手，他站在阳台上也挥了挥手。她看不清他，但他希望她能感受到。
梧桐树的叶子开始泛黄了，不是全黄，从边缘开始，一点点地染上去。墙角那棵石榴树的果子已经红了，沉甸甸地挂在枝头，压弯了枝条。有几颗已经裂开了口子，露出里面亮晶晶的籽粒。花坛里的月季开过了最后一茬，花瓣落了一地。
立秋过后，天就一天比一天凉了。不是那种一下子变凉，是一点一点地，早晨和晚上凉，中午还是热。母亲说过，“立秋早晚凉，中午热断肠。”他想起小时候，立秋后母亲就不让他下河游泳了。说水凉了，会抽筋。他不信，偷偷去了一次，果然抽筋了。德顺爷把他从水里捞上来，骂了一顿。“你妈不让你游，你偏游。你淹死了，你妈咋办？”他不敢再去了。
晚上，陈溪从学校打电话来。“爸，宿舍挺好的，四人间，有空调，有独立卫生间。室友也很好，一个上海的，一个杭州的，一个合肥的。我们约好了明天去逛校园。”
“好。好好吃饭，别省钱。”
“知道了。您也是，别省钱。”
挂了电话，河生坐在沙发上，把手机攥在手里，屏幕暗了又亮，亮了又暗。林雨燕从厨房里端出一盘切好的水果。她坐在他旁边，没有看电视。客厅里只有挂钟在走，滴答滴答的，像心跳。
“河生，你说溪溪会想家吗？”
“会。”他把一块苹果放进嘴里，很脆，很甜。“她从小没离开过家，怎么会不想？”
“想也没办法，总得长大。”
“嗯。”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十一
八月十五日，大哥从河南来了。河生去车站接的他。大哥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到河生，他笑了。
“哥，你来了。”河生接过他手里的包。包里鼓鼓囊囊的，装着干枣、花生、红薯粉条。
“来了。你瘦了。没好好吃饭？”
“吃了。你才瘦了。腿还疼吗？”
“不疼了。”大哥走得很慢，河生也走得很慢。
“河生，上海变化真大。我上次来还是十几年前，高楼比以前多了，路也比以前宽了。”
“嗯。你多住几天，我带你逛逛。”
“好。”
林雨燕在家做了一桌子菜。大哥看着满桌的菜，说太客气了。林雨燕说不客气，大哥来了当然要做好吃的。大哥坐下来，端起酒杯。
“河生，咱弟兄俩喝一个。”
河生端起酒杯，和大哥碰了碰。“哥，你随意。少喝点，身体要紧。”
“没事。高兴。”
两个人把杯中酒一饮而尽。大哥的酒量不行了，喝了几杯脸就红了。河生也红了，但他比大哥能喝一点。林雨燕不让他们再喝了，把酒瓶收走了。
晚上，河生和大哥坐在阳台上聊天。上海的夜晚还是有些闷热。大哥穿着一件背心，摇着一把蒲扇。
“河生，这上海的热跟咱老家不一样。咱老家是干热，出汗不黏。上海是闷热，出了汗黏糊糊的，身上不舒服。”
“你多住几天，就习惯了。”
大哥没有说话。
“哥，你在老家一个人，我们不放心。你不如搬来上海住。”
“不去。”大哥摇着蒲扇，“上海住不惯。楼上楼下的，出门也不方便。在老家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串串门，走走亲戚。在上海我哪儿也去不了。”
河生没有再劝。
十二
大哥在上海住了一周。河生带他去了外滩、豫园、东方明珠塔。大哥看着那些高楼大厦，惊叹不已。“这楼真高，比咱老家的山还高。”河生说高了也不一定好，住着不舒服。大哥说也是，还是咱老家的平房好。接地气，冬暖夏凉。
大哥还去了研究院，看了第六艘航母的模型。“河生，这就是你造的？”大哥站在模型前，眼睛瞪大了，像是看一座山。
“大家一起造的。”河生说，“我只是其中一分子。”
“那也是你造的。”大哥绕着模型走了几圈，目光从船头看到船尾，又从船尾看到船头。“你小时候说长大了要造大船，妈还不信。说你连船都没坐过，能造什么大船？”
“妈不信，你信。”
“我信。”大哥看着河生，“你从小就倔。你说你能造，一定能造。”
河生的眼眶湿了。
大哥走的那天，河生送他去车站。大哥拎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包，包里装的是林雨燕给他买的衣服和零食。
“哥，你保重。”
“你也是。别太累了，退休了就该好好歇着。”
“好。”
大哥走进候车室，回过头看了河生一眼，挥了挥手。河生也挥了挥手，大哥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河生站在那里很久，想起小时候大哥背着他去上学。大哥的背很宽，很稳。现在大哥老了，背驼了，可他的背还是很宽，很稳。
十三
八月二十二日，处暑。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河生站在阳台上，远处的黄浦江在阳光下闪着光。处暑，意思是夏天结束了。母亲说过，“处暑不出头，割草喂老牛。”过了处暑，庄稼还不抽穗，就来不及了，只能割了喂牛。他想起小时候，处暑前后，玉米已经开始抽穗了，稻子也开始扬花了。母亲每天都要去地里看，看庄稼长得好不好。
上午，河生去了菜市场。处暑要吃鸭子，这是老规矩。他买了一只鸭子，让摊主收拾干净。提着鸭子，在菜市场里走着，想起了母亲。母亲也会做鸭子，红烧，放很多姜和八角，压住鸭子的腥味。他从小就爱吃鸭子，特别是母亲做的。
回到家，林雨燕把鸭子炖了，放了很多姜和八角，满屋子都是香味。
“妈，您做的鸭子真香。”陈溪从房间里出来。她开学了，周末回家。
“香就多吃点。”林雨燕给她夹了一个鸭腿。陈溪咬了一口，说“好吃”。林雨燕笑了。
河生也夹了一个鸭腿，嚼在嘴里，想起了母亲做的鸭子。还是不一样，差了一点什么，他说不上来。
十四
八月二十五日，陈江和苏敏从云南回来了。他们带了很多特产，鲜花饼、普洱茶、牦牛肉干。林雨燕一样一样地翻看，说这个留着送人，那个留着自己吃。陈江坐在沙发上，河生问他云南怎么样。陈江说挺好的，大理很漂亮，丽江也很漂亮，就是人太多了。
“苏敏喜欢吗？”
“喜欢。她说以后还要去。”
“那就再去。”
苏敏从房间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个袋子。“爸，这是给您的。披肩，羊毛的，丽江买的。冬天您披着，暖和。”
河生接过披肩，摸着软软的羊毛，心里暖暖的。“好。谢谢。”
“不谢。”苏敏笑了。
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陈江和苏敏说着蜜月的趣事，陈溪说着大学的新鲜事。林雨燕听着笑着，河生也听着笑着。方卫国从北京打来电话，问陈溪的大学生活怎么样。陈溪说挺好的，方叔叔您放心。
“河生，你的回忆录第三版样书收到了吗？我看封面设计得不错，比前两版都好。”河生说收到了，还没来得及细看。
“你慢慢看，不急。”
河生挂了电话，方卫国老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可他还是那样，关心着每一个人，惦记着每一件事。如同年轻时候在黄河大堤上迎着风喊——“河生！你等等我！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四十多年过去了，他的声音还在，音调没怎么变，尾音还是往上翘，只是没有当年那么远了。
处暑过后，天就一天比一天凉了。秋天来了，梧桐树开始落叶了，墙角那棵石榴树的果子红了。花坛里的月季开过了最后一茬。
德顺爷说过，船不怕风浪，怕的是舵手不稳。他握着那枚铜铃，铜铃就是他这辈子的舵。在他耳边响了六十多年，从黄河摇到黄浦江，从少年摇到白头，从造船摇到看着孩子们各自安家。它还会一直摇下去，只要他还在，只要还有节气在轮转，它就不会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