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日，满洲里的天空灰蒙蒙的，额尔古纳河的水面上飘着一层薄雾。
苏军百余人的先遣队趁着晨雾摸过了边境，占领了红山嘴子。当天夜里，他们又推进到了额尔德尼托罗辉卡，这个地名长得连东北军的电报员都懒得打全，直接缩写成“三卡”。
第二天天刚亮，苏军的步骑兵一个团就出现在了满洲里外围。梁忠甲从指挥所的窗户里看见远处腾起的烟尘，把烟头往地上一摔，“他娘的还真来了”，然后抓起电话开始调兵。
激战四个小时，苏军没能啃下第十五旅的防线，双方进入对峙。
八月五日，苏军换了方向。骑兵从阿巴该图出发，沿额尔古纳河西岸南下，直扑扎赉诺尔。
这一次他们的兵力比前两天多，但扎赉诺尔的守军早有准备。第十五旅的士兵在宽深的外壕后面等了整整一夜，苏军骑兵冲到外壕跟前才发现过不去——壕沟的宽度和深度都超过了骑兵能直接跨越的极限。
东北军的机枪架在壕沟后方的掩体里，交叉火力把外壕前面的开阔地变成了屠宰场。苏军冲到下午三点，伤亡惨重，灰溜溜地撤了回去。
八月六日早上六点，苏军又来了。这次他们派出了铁甲列车，沿着中东铁路的轨道轰隆隆地开过来，车上运了两百多名步兵，企图在铁甲列车的火力掩护下突破梁忠甲部骑兵十团的阵地。
打了将近一个钟头，铁甲列车发现啃不动，又轰隆隆地开了回去。
连打了四天，苏军的攻势一次比一次猛，但一次都没能突破东北军的防线。消息传出去，国内报纸一片欢腾，头版标题都是“东北军连战连捷”、“苏军屡攻屡败”、“国军精锐固守边陲”。
南京方面也松了口气，蒋校长在官邸里对身边的人说：“看来苏俄人也不过如此。”
但顾长柏看到这些电报的时候，眉头皱得比谁都紧。
他把四天的战报按时间顺序排开，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不是真正的进攻，这是在试探，是在摸你的布置，找你的薄弱环节。真正的重拳还没打出来，而试探结束的时候，就是重拳落下来的时候。必须在这之前把前线的事情理顺。
顾长柏抵达齐齐哈尔的时候，天空正下着小雨。他此次北上带来了五万大军，还有新组建的两个野战炮兵团。加上张学良从东北军抽调给他的三个野战炮兵团，他手里现在握着五个炮兵团。
他没有时间休息，当天晚上就召开了军事会议。
梁忠甲、韩光第、丁超以及前线各旅的指挥官能来的都来了。
顾长柏站起来，没有寒暄，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放在桌上。
那是张少帅亲笔签发的军令，上面盖着东北保安总司令的大印，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前线一切军事行动，由顾长柏统一指挥。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梁忠甲盯着那张纸，腮帮子动了动，但最终没有出声。
军令就是军令，他可以不服顾长柏，但他不能不服少帅的军令。顾长柏把军令收起来，走到地图前，指着满洲里的位置，开口说话。
“苏军在过去几天的进攻，不是真正的进攻，是试探。他们的主力还没有投入战斗，因为他们还没有摸清我们的防御体系。等他们摸清了，大概用不了一周，真正的进攻就会开始。到那时候，满洲里正面至少会面对三到四个步兵师、三十辆以上的坦克和二十架以上的飞机，火力密度会超过你们之前见过的任何一场战斗。”
会议室里的呼吸声明显粗了。顾长柏的手从满洲里往东移了一百五十公里，点在海拉尔的位置上。
他开始阐述自己的计划——不在满洲里跟苏军硬拼。把满洲里作为前沿阻滞阵地，逐次抵抗，逐渐后撤，引诱苏军沿中东铁路向东深入。从满洲里到海拉尔，正好一百五十公里，这条铁路线就是苏军的补给动脉，也是他们的软肋。苏军的坦克都是T-18轻型坦克，越野里程更短。在呼伦贝尔草原中间还有沼泽和河流，他们的油料补给会非常紧张。
八月份是黑龙江的雨季，草原上的土路被雨水泡得跟浆糊一样，苏军的辎重补给只能在铁路上跑，公路运输基本靠不上。只要集中火力摧毁几座关键的铁路桥梁，前线苏军的补给线就会被拦腰斩断。
“然后，”顾长柏的教鞭在海拉尔周围画了一个圈，“我们在这里合围他们。用两到三倍的兵力，加上我们手里这五个炮兵团，把已经分散的苏军主力包了饺子。”
话音刚落，梁忠甲就站起来了。
“顾总长，你说的这些我听了。诱敌深入，后退决战，思路没错。但是——”他指了指地图上的扎赉诺尔，“扎赉诺尔有我们花了几个月时间修的工事群，外壕宽三米深三米，你让我不守？万一诱敌没诱成，苏军不按你画的道走，我们丢了工事又没困住苏军，这不是竹篮打水？”
会议桌旁几个东北军的旅长跟着点头。韩光第没说话，但表情分明是在说“梁旅长说得对”。
顾长柏看着梁忠甲，没有反驳，也没有解释。
沉默了片刻，然后用一种很平静的语气说了一句话：“梁旅长，你的工事修得很好，但工事是死的，人是活的。苏军在西线已经集中了四万多人，你觉得你的一万人能扛多久？”
梁忠甲张了张嘴，但顾长柏没给他开口的机会，继续说下去：“如果你的工事被突破了，你的一万人撤都撤不下来，因为你的后方只有一条铁路，而苏军的骑兵会在第一时间切断它。到时候你梁忠甲不是战死就是被俘，韩旅长的第十七旅会被分割包围，海拉尔不战而丢。这个结果，你愿意承担吗？”
“此战若败，我顾长柏一人承担全部责任。”
这话一出口，东北军的将领们反而沉默了。
新一军的年轻军官们却坐不住了。一个从济南战役就跟着顾长柏的营长站起来，脸涨得通红，声音几乎是在吼：“总指挥，咱们在济南打过日本人，今天就带着咱们打老毛子！弟兄们早就想跟他们干了！”
不止他一个人这么想。在顾长柏的部队里，爱国主义教育从来不是走过场。每个连队都配了宣传军官，每天的操课结束之后，士兵们坐在一起听讲历史——从鸦片战争讲到甲午海战，从旅顺屠城讲到海兰泡惨案。这些故事他们早就听得滚瓜烂熟，刻进了骨头里。
他们知道黑龙江北岸曾经有一块地方叫外兴安岭，他们知道旅顺的毛子兵和日本兵轮流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
现在他们站在这里，枪在肩上，刺刀在腰间，终于有机会算上一仗了。
连部队里的日本教官都跟着激动。这些日本俘虏被顾长柏留用之后，一直在新一军里负责战术训练，平时沉默寡言，干活认真但话不多。
但今天听到要打毛子，好几个日本教官的眼睛都亮了。他们中有人的父亲倒在了日俄战争的旅顺战场，有人的叔叔冻死在奉天会战的雪地里，跟俄国人是世仇。
军心可用。
与此同时，南京的蒋校长正坐在办公室里，面对一拨又一拨的外国公使。英美法三国的代表轮番上门，表情一个比一个严肃。英国公使问得最直接：“蒋主席，你们是不是打算跟苏联结盟？”
美国公使紧随其后，质问南京是否真的要单独行动。
法国公使则递上了一份措辞委婉但态度强硬的照会，建议南京“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
蒋校长被这些人搞得焦头烂额，但他同时也从这些质问里嗅到了机会。
他正对着窗外出神，杨永泰端着一杯茶走进来，然后开口说了一句话：“他们怕我们倒向苏联，那我们就让他们出点血，让我们不倒过去。”
蒋校长转过头来，看着这个他最倚重的幕僚，嘴角慢慢浮起一丝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