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彪那边还有几处地方要勘测，所以比刘国清慢。沿着湄公河支流往上游走的那一片，山高林密，人迹罕至，从地图上看不出什么，真走进去才知道地势有多复杂。他手下的测绘队员已经累趴了好几个，剩下的也在咬牙撑着。
分别的前一晚，两人坐在驻地门口的台阶上抽烟。
刘国清靠在门框上，把烟叼在嘴里，眯着眼看着张大彪在那儿摆弄一件稀奇古怪的东西。
那是一套衣服，但不是普通的衣服。
布料是麻袋片子缝的，上面缀着碎布条、枯草、干树叶，花花绿绿的，往地上一扔就跟一堆烂草似的，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是件衣服。“入云龙孙升那小子画的图纸，我找人缝的。”张大彪把衣服拎起来抖了抖，碎布条跟着晃，“在丛林里试过了，趴在地上，敌人从跟前走过去都发现不了。”
刘国清接过那件衣服翻来覆去看了看。针脚粗糙，布料拼接处歪歪扭扭，但思路是对的。把自己伪装成环境的一部分，让敌人看不见你，你就能看见敌人。这玩意儿看着土，但在丛林里比什么先进装备都管用。
“这吉利服，多做几套。”他把衣服扔回去，“梁山那边用得上。”
张大彪把衣服叠了，塞进帆布袋里，又从里面掏出几样小物件——消音器的改进版，比制式的短了一截，套在枪口上不碍事；特制的匕首鞘，绑在腿上抽刀方便；还有几个微型手雷，比梁山现在用的还小一圈，握在手里跟鸡蛋似的。
刘国清拿着那个微型手雷掂了掂，看了看保险装置，比制式的简化了不少，但该有的都有。
“孙升那小子的脑子是好使。”他把手雷放下，“图纸整理好，回去交给段鹏。”
张大彪应了一声，把东西收回帆布袋里。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张大彪把烟掐了，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看着刘国清。
“刘麻袋，国内的事，我在越南也帮不上忙。你自己小心点。”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一串数字，
“这是跟梁山分队的联络频率和呼号。我已经交代好了，他们二十四小时开机。有什么事，发报。”
刘国清接过那张纸，看了一眼，折好揣进兜里。张大彪转过身，朝院子里喊了一声，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从屋里跑出来，背着电台，腰里别着手枪，站得笔直。这是张大彪给他配的通讯员，姓陈，闽省人，话不多，但活儿利索。
“小陈跟着你。路上有什么事，随时联系。”
刘国清看了小陈一眼，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早，车从驻地出发的时候，天还没亮透。
小陈坐在后座，电台搁在脚边，耳机挂在脖子上，随时等着接收信号。
刘国清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
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李云龙那封电报——“计划已定，823。”
金门打了两个月，梁山分队撤下来了没有，刘光安那小子还活着没有，他不知道，也不敢问。
电报来不了那么勤，也不敢来那么勤。
他睁开眼，看着窗外。田野、村庄、山峦，一帧一帧地往后掠。他想起刘光安从唐山老家走的那天，站在院门口，穿着军装，腰杆挺得笔直，朝他敬了个礼，说“三爷爷，我走了”。他点了点头，说“好好干”。就这一句。
现在想来，好好干这三个字，太重了。
车走了三天。每天傍晚停车休息的时候，小陈都把电台打开，调好频率，等着信号。
除了偶尔收到梁山分队例行公事的信号报告，什么也没有。
李云龙那边一直没有消息。
刘国清不催。他知道金门那边的情况复杂，电报不是想发就能发的。
可随着车子往北走，离国境线越来越近，他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
九月三十日傍晚，车停在桂省边境的一个小镇上。
第二天就是国庆节，镇子上的供销社门口挂了红灯笼，电线杆上贴着标语，几个孩子在街上跑来跑去，手里举着小旗子。刘国清站在招待所窗前，看着街上那几个孩子，看了好一会儿。
第二天一早，小陈在院子里架起天线，调好频率。
刘国清站在旁边抽烟，看着小陈耳朵上挂着耳机，手指在旋钮上慢慢转着。
突然，小陈的手停了。
他听了十几秒，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了一行字，撕下来递给刘国清。
电报是从闽省发来的，只有一句话——“国清，国庆快乐。”
落款是一个字——龙。
刘国清看着那两个字，嘴角抽了一下。
李云龙这货，打仗的时候不发电报，打完仗也不发电报，国庆节倒想起来发电报了。
还没走到门口，小陈在后面喊了一声“刘司长”。
声音不大，但跟平时不一样，带着点犹豫，也带着点害怕。
刘国清停下来，转过身。小陈站在电台旁边，手里拿着另一张纸条，脸上的表情不太好。
不是那种“出大事了”的紧张，是那种“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的为难。
“小陈，你不要把我当成吃人的老虎。有什么尽管说，我心态很好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