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水铺的杏仁茶还没凉透，麻烦就来了。
《民国时期的爱情》在戛纳获奖的消息，传回香港的第三天。
李小龙的几位铁杆追随者，找上了门。
为首的叫陈志强，四十出头。
臂上纹着龙形刺青，是九龙武馆的教头。
“赵老板，”
陈志强把一份《东方日报》拍在桌上，“听说你在背后说小龙哥做事‘只有虎头、连尾巴都没有’？”
报纸上，正是赵鑫获奖后，受访时随口说的那句话。
陈志强逼前一步：“小龙哥打出的华人威风，你凭什么指手画脚？”
糖水铺里顿时安静下来。
陈伯擦碗的手停了，许鞍华、顾家辉、黄沾都抬起头。
赵鑫放下茶碗，碗底的黑糖块还没化完。
“陈师傅，你误会了。”
他声音平静，“我说李小龙先生‘只有虎头’，不是贬义。是说他的电影像猛虎出山，撕开了西方人，对华人的刻板印象，这是虎头，惊天动地。”
“那‘没有尾巴’呢？”陈志强逼近一步。
“尾巴，是把故事讲完。”
赵鑫站起来，走到墙边那面，贴满《槟城空屋》史料照片的墙前。
“李小龙用拳头，告诉世界‘华人不是病夫’。但他没来得及讲，为什么华人，会被当成病夫？为什么海外华人，要拼了命地去证明自己，不是病夫？”
他指着一张照片：1935年槟城街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李小龙的电影里，华人最终打赢了洋人。但现实是，”
他又指向另一张照片，荷兰监工，微笑着鞭打华工。
“这样的鞭子，抽了华人一百年。打赢一两个洋人拳师，改变不了这个。”
陈志强愣住了。
他看着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
背上的鞭痕、工资单上45荷兰盾与300荷兰盾的差距、改名令颁布后，跪在祖宗牌位前的老人。
“小龙哥他知道这些吗？”
“他当然知道。”
赵鑫从铁盒里抽出一封信，“1971年，李小龙在洛杉矶，给槟城一位老侨领写信，问南洋华人真实的生活状态。老侨领寄回这份验伤报告，他父亲1910年，在橡胶园被鞭打至死的记录。李小龙回信说：‘这些故事该拍成电影。’”
信纸已经泛黄，李小龙的英文签名，凌厉如刀。
“但他没来得及。”
赵鑫把信递给陈志强，“1973年他去世时，《死亡游戏》还没拍完。他想讲的那个‘华人为何而战’的故事，永远停在构思阶段。”
陈志强看着信，手开始抖。
他学武三十年，以为拳脚，就能争回一个男人的尊严。
现在才知道，有些伤在皮肉之下，长在骨头缝里，在几代人的记忆深处。
“那赵老板你要接着讲？”
“不是接着讲，是重新讲。”
赵鑫走回桌边，摊开一叠厚厚的文件，“二十世纪的华人，怀着乡愁，一生都在寻找家园。我会用李小龙没来得及叙述的方式，不靠拳头，靠证据；不靠热血，靠档案；不靠一个人打赢，靠一群人记住。”
文件封面上写着：《故土之心》国际合拍项目提案。
三天后，会议室。
周慧芳把预算表，推到赵鑫面前。
手指点着那个数字：“一千五百万港币。赵总，就算拿了戛纳奖，这个数也够拍五部商业片了。而且题材这么敏感，香港本地票房都未必收得回来。”
“所以要走国际合拍。”
赵鑫翻开提案，“用戛纳的奖当敲门砖，拉欧洲制片方入局。风险分摊，影响力做大。”
“可欧洲人为什么投钱，拍南洋华人的历史？”
“因为这不仅是南洋华人的历史，”
赵鑫敲了敲提案第二页，“是全人类殖民历史的缩影。意大利人看过黑手党移民美国的血泪，法国人看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创伤，英国人，他们自己就是殖民者。这个题材，每个欧洲国家，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
许鞍华插话：“而且我们，有他们无法拒绝的东西，铁盒里的原始史料。在西方，这种一手历史证据，比剧本值钱。”
“所以你的计划是？”周慧芳问。
“分三步。”赵鑫在白板上写：
1.学术背书
联络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南洋大学历史系，组建史料验证委员会。
把所有文件做专业鉴定，出具认证报告。
电影不是“创作”，是“影像化的历史研究”。
2.电影节预售
用鑫时代在戛纳获奖的声望，直接联系威尼斯、柏林电影节选片人。
不卖成片，卖“项目概念”。
三份铁盒史料的影印件、三位幸存者的证言录像、十分钟样片。
预售电影节播放权。
3.导演绑定
首选朱塞佩·托纳多雷。
理由：他的《天堂电影院》讲的就是个人记忆与时代创伤。
而且意大利电影界正在反思殖民历史。
“如果托纳多雷不接呢？”顾家辉问。
“那就找贝托鲁奇+是枝裕和组合。”
赵鑫写下第二个名字，“贝托鲁奇擅长宏大历史叙事，是枝裕和擅长静默中的伤痛。两人联合执导，本身就是话题。”
黄沾笑了：“你这是把电影当政治工程做啊。”
“因为这件事本来就是政治。”
赵鑫神色严肃，“日本右翼媒体，已经开始攻击《槟城空屋》了。如果我们继续单打独斗，片子可能都出不了香港。但如果是‘意大利大师执导、法国公司制片、三大电影节力推’的国际项目，禁映的压力，就会随之分散。”
周慧芳终于明白了：“你是用国际合拍来转嫁风险？”
“也是扩大声量。”
赵鑫说，“一个香港导演拍南洋历史，只是‘地方故事’。但如果是国际团队拍，就是‘人类共同记忆’。我们要让这段历史，变成世界不得不听的声音。”
1980年10月7日，香港大学陆佑堂。
史料验证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像一场小型审判。
长桌上摊开着铁盒里的全部内容：
四十七张照片、七本笔记、三卷磁带、十二份官方文件、三十八封家信。
五位历史学者，戴着白手套，用放大镜一寸寸检视。
许唯正教授负责主持。
这位六十岁的老学者，专门研究南洋华人史。
但在看到工资单原件时，手还是忍不住地颤抖。
“19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欧洲职员月薪300盾，华人职员45盾，土著劳工8盾……”
他念出声来，声音苦得发涩，“这差距不是经济层面的，是种族层面的。45盾的华人职员，可能比300盾的欧洲职员学历更高、能力更强，但就因为肤色……”
“更残忍的是这个。”
许鞍华推过来一份文件，“1932年英属马来亚的《华人职业限制令》，明文禁止华人从事二十七种职业，律师、医生、工程师、公务员、教师。也就是说，一个华人孩子在南洋，从出生就知道自己，永远不能当医生救死扶伤，不能当律师主持正义，不能当教师传授知识。他的天花板，在娘胎里就定好了。”
一位英国籍学者皱眉：“但这符合当时的殖民逻辑。大英帝国在所有殖民地，都实行类似的种族分级。”
“所以才是系统性的恶。”
赵鑫开口，“不是某个监工个人残暴，是一整套制度告诉你：你是次等人，你的子孙永远是次等人。你劳动创造的财富，养肥的是把你当牲口的人。”
会议室安静下来。
另一个学者拿起那叠照片：“这些‘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我研究殖民史三十年，见过‘土著不得入内’，见过‘黑人不得入内’，但把‘华人’和‘狗’并列的，第一次见。”
“因为华人，是最危险的殖民地人口。”
许唯正推了推眼镜，“土著可以被‘教化’，黑人可以被‘管理’，但华人有自己的文明、文字、社会组织。他们既能创造财富，又可能团结反抗。所以殖民者的策略是：极尽利用，极尽羞辱。既要你干活，又要你记得自己是条狗。”
许鞍华按下录音机。
磁带转动，传出周阿福苍老的声音：“……阿爸死后，我去矿场讨说法。荷兰经理说：‘按照公司条例，华工意外死亡，抚恤金是三个月工资，你父亲月薪8盾，共24盾。但要扣除他损坏的工具费5盾，实际发19盾。’我问：‘什么工具？’他说：‘鞭子。打你父亲的那根鞭子，沾了血，不能用了。’”
录音里，老人停顿了很久。
久到以为磁带断了。
然后他说：“我接过那19盾。硬币上，沾着我阿爸的血。”
会议室里，有人摘下了眼镜。
许唯正深吸一口气，在认证报告上签下名字。
“所有史料，经鉴定均为真实。建议尽快数字化保存，原件移交档案馆。”
赵鑫问：“许教授，这些内容如果拍成电影，学界会支持吗？”
“不是支持，是必须。”
许唯正看着铁盒，“历史学研究，最终要回答一个问题：人为何如此对待同类？这些史料，就是那个‘为何’的答案之一。电影如果能把这个答案讲透，就是在替历史学，完成它最该完成的工作，不让曾经的苦难白费。”
10月15日，罗马。
朱塞佩·托纳多雷的工作室里，赵鑫和许鞍华摊开了所有材料。
二十九岁的意大利导演，刚刚凭处女作获得好评。
正在寻找下一个项目。当他看完铁盒史料的影印件后，沉默了许久。
“所以，”
他终于开口，英语带着西西里口音，“这不是一个关于战争英雄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人如何被剥夺尊严，又如何试图找回尊严’的故事。”
“更准确地说，”
许鞍华纠正，“是关于‘当你的尊严在出生地，就被系统性剥夺时，那个遥远的‘故国’对你意味着什么’。是绝望中的稻草，还是真实的希望？两者都是？又或只是一场集体幻觉？”
托纳多雷走到窗前。
窗外是罗马的老城区，夕阳给石头建筑镀上金色。
他的故乡西西里，也曾是移民输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