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十四年，孟秋七月，南半球正值冬末春初。
浩瀚无垠的南太平洋上，一支疲惫不堪却依旧保持着基本队形的船队，正沿着一条由先前探险船队绘制、但依然充满不确定性的海图，艰难地向东南方向航行。距离他们离开广州那个喧嚣的港口，已经过去了整整四个月。这四个月，对于“澳洲王”李琮及其麾下万余名军民而言，不啻为一场生死洗礼。
他们遭遇了变幻莫测的季风，一度偏离航道，在茫茫大海上多漂了近一个月；经历了数场骇人的暴风雨，巨浪如山，几乎将几艘较小的运输船掀翻，所有人都吐得昏天黑地，以为末日将至；淡水一度告急，不得不严格配给，嘴唇干裂出血；蔬菜奇缺，坏血病的阴影开始蔓延，已有数十人病倒，数人不治。更折磨人的是漫长的、一成不变的蔚蓝与绝望，以及对于脚下这片被称为“南方巨陆”的土地究竟是否真的存在、是否如传说中那般“沃野千里”的深深怀疑。船队中开始弥漫起低沉的情绪，思乡病、恐惧症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像海雾一样笼罩着许多人。若非军法森严，若非出发前朝廷给予的“授田”承诺如同黑暗中的微弱灯塔，若非心中那点对“新天地”的残存幻想，哗变或溃散几乎不可避免。
李琮自己，也在这漫长的航程中迅速消瘦、憔悴。他不再是那个在洛阳宫中养尊处优、性格温吞的皇子。呕吐、晕船、失眠、焦虑轮番折磨着他。最初的惶惑被更具体的、对船队命运、对数千人生死的沉重责任感所取代。他强迫自己每日出现在甲板上，哪怕脸色惨白，也要询问航向、检查物资、探望病员。他拿出自己份例中本就不多的柑橘、茶叶，分给病重者。他甚至在最艰难的时候，召集随行的僧侣道士，在颠簸的甲板上举行简单的祈福法事，试图安抚人心。这位原本并不被看好的皇子，在绝境中，竟然渐渐显露出一丝被逼出来的、笨拙却真诚的坚韧。
终于，在离开广州的第一百二十七天，桅杆顶端的瞭望水手，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了嘶哑却足以点燃整个船队的呼喊：“陆——地——！看到陆地了！前方有陆地！很大的陆地！”
那一刻，死气沉沉的船队瞬间沸腾了！人们挣扎着爬上甲板，挤在船舷边，伸长了脖子，向东南方向眺望。起初只是海天之际一抹朦胧的灰线，随着船队靠近，那灰线逐渐扩大、升高，呈现出青黛色的、起伏绵延的山峦轮廓。海岸线漫长而荒凉，看不到任何人工建筑的痕迹，唯有白色的浪花不断拍打着金黄色的沙滩，以及远处郁郁葱葱、与中原迥异的、低矮而茂密的桉树林。
没有欢呼，许多人反而陷入了短暂的、难以置信的沉默，随后，是压抑已久的、混杂着狂喜、庆幸、茫然和哭泣的复杂喧嚣。他们真的到了！这片传说中的、被命名为“澳洲”的巨陆！
船队沿着海岸线小心翼翼地航行了两天，寻找合适的登陆点和避风港。根据残缺的海图和先前探险者模糊的描述，他们最终在一条宽阔河流的入海口附近，发现了一片被弧形半岛环抱的天然良港（大致在今澳大利亚墨尔本菲利普港湾区域）。港湾内水面宽阔平静，水深足够，外侧有半岛屏障风浪，河口附近有平缓的滩涂和台地，远处是茂密的森林和起伏的草场。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亚拉河）蜿蜒流入海湾，提供了宝贵的淡水。
“就是这里了！” 随行的水师将领和向导激动地确认。李琮站在“镇海”号的舰艏，望着这片陌生的、寂静的、却又充满生机的土地，心中五味杂陈。是抵达目的地的如释重负，是对未来的忐忑不安，更有一种开天辟地般的、混杂着恐惧与豪情的奇异感受。
登陆，并非诗意的抵达，而是另一场更为严峻考验的开始。
首先是小艇侦察，确认岸边安全，无大规模敌对土著。然后，第一批精锐府兵全副武装，划着小艇登上滩头，迅速建立起简易的防御阵地。接着，是更多士兵、工匠和健壮移民，带着工具和第一批急需的物资上岸。他们需要清理滩涂附近的灌木，平整土地，搭建最初的、能遮风挡雨的窝棚。
陌生的环境带来了接二连三的下马威。看似温顺的草丛中，潜伏着致命的毒蛇；夜间奇异的动物嚎叫让人毛骨悚然；巨大的、能跳得很远的“大袋鼠”第一次出现时，引起了整个营地的恐慌，被误以为是某种怪兽；各种奇形怪状的昆虫无孔不入，叮咬令人奇痒难忍甚至红肿溃烂；水质虽然清澈，但未经煮沸饮用，仍导致了一些人腹泻。更令人紧张的是，在营地外围警戒的士兵，发现了人类活动的痕迹——熄灭未久的篝火灰烬、被遗弃的简易石斧、以及一些奇怪的、用树枝和石块摆成的图案。显然，这片土地并非无人之境。
登陆后的第五天，“他们” 终于出现了。那是一群数十人的土著居民（古利人），皮肤黝黑，身材瘦长，几乎赤身裸体，身上涂抹着白色花纹，手持长矛和一种奇怪的、能掷出回旋飞行木棍（回旋镖）。他们在远处的山脊上出现，沉默地、充满警惕地观察着这些突然闯入的、穿着奇异、行为古怪的“天外来客”。双方隔着数百步的距离对峙，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李琮得到报告，心脏狂跳。他想起了父皇和母后的叮嘱：“以怀柔教化为主，非不得已，勿动刀兵。” 他强自镇定，下令士兵不得主动挑衅，不得开弓放箭。他亲自挑选了几名胆大的、略通南方蛮语的向导，带上一些色彩鲜艳的丝绸、小面镜子、铜铃和糕点，小心翼翼地走出营地，向土著的方向缓慢移动，一边走，一边努力做出友善的姿态，举起双手，表示没有武器。
这场笨拙而紧张的初次接触持续了很久。土著们非常警惕，不断发出警告性的呼喝，投掷长矛（落在很远的前方以示警告）。李琮这边的人则反复展示礼物，做出进食、喝水等表示和平的动作。最终，或许是好奇心战胜了恐惧，或许是被那些闪闪发光的“宝物”吸引，土著中走出了一位看似头领的长者，在几名年轻勇士的保护下，慢慢靠近。
语言完全不通，只能靠手势和表情。李琮亲自将一面铜镜和一块丝绸递给那位长者。长者疑惑地接过，对着光滑的镜面看到自己的影像时，明显吓了一跳，随即露出惊异和痴迷的神色。他又摸了摸光滑冰凉的丝绸，发出惊叹的声音。紧张的气氛略微缓和。李琮示意随从将糕点掰开，自己先吃了一小块，表示无毒，然后递给对方。长者迟疑地尝了尝，甜味让他眼睛一亮。
这次接触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但至少没有立刻爆发冲突。双方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唐人暂时停留在海岸附近，不深入内陆；土著则在远处观察。李琮严令，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营地，不得主动攻击土著，不得毁坏他们的圣地（一些奇怪的岩石堆和树木），不得抢夺他们的任何物品。 同时，他让随行画师尽量描绘土著的样貌、工具和周围环境，让通译（尽管语言不通）努力记忆他们的发音，尝试沟通。
在提心吊胆的初步安顿和对峙中，建城工作艰难起步。
首要任务是生存。李琮在随行官员（主要是由朝廷指派的王府长史、司马、主簿等，以及他自己挑选的一些年轻干吏）的辅佐下，将人员分为数队：
• 营建队：以工匠和青壮移民为主，在选定的一片地势较高、靠近河流、背风向阳的台地上，伐木、夯土，修建永久性的木屋、仓库和防御栅栏。材料主要取自当地高大的桉树和红柳。最初的“王宫”，不过是一间稍大、结构更牢固些的木屋，被称为“王帐”。
• 垦殖队：以农师和有经验的农民为主，在河流冲积形成的平坦土地上，清除杂草灌木（这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焚烧后作为肥料，开出最初的“唐田”。他们小心翼翼地播下从家乡带来的稻种、麦种和菜籽，心中祈祷这些作物能适应这片陌生的土地。同时，他们也尝试辨认和采集一些当地可食用的植物根茎、浆果。
• 渔猎采集队：由熟悉水性的士兵和移民组成，在河流和海湾中捕鱼，在森林边缘狩猎（主要是袋鼠、一种不会飞的大鸟——鸸鹋等），采集贝类、鸟蛋，补充食物来源。海湾内丰富的鱼群，很快成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 防卫与探索队：由府兵精锐组成，一部分在营地周围及制高点建立哨所、巡逻，防备可能的土著袭击或未知危险；另一部分则以小分队形式，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逐步探索周边地形、资源（寻找黏土、石料、可能的矿藏）、水源。
• 匠作队：铁匠铺、木匠铺、陶窑等迅速搭建起来。铁匠用带来的铁料和简陋的炉子，修复工具，打造急需的钉子、斧头、犁铧；木匠制作更多工具、家具、车辆；陶工则尝试用找到的黏土烧制粗陶器皿，解决容器短缺问题。
日子在极度繁重的体力劳动、对陌生环境的不适与警惕、以及对远方故土无尽的思念中缓慢流逝。疾病依然是个巨大威胁，随行的几位医师竭尽全力，用带来的草药和本地找到的一些可能有疗效的植物，对抗着水土不服、外伤感染和各种奇怪的病症。死亡并未因登陆而停止，几乎每天都有体弱者或因意外、疾病死去的人被埋葬在营地附近一个特意划出的、面朝北方的山坡上，墓碑简陋，只有一块刻着姓名（如果有）和籍贯的木牌。每当夜幕降临，海风呼啸，林涛阵阵，夹杂着远处土著的隐约呼号或奇异的动物叫声，营地里的人们围坐在篝火旁，常常相对无言，只有沉默地咀嚼着单调的食物，或是低声哼唱着故乡的小调，泪水无声滑落。
李琮每日黎明即起，带着属官巡视营地、田畴、工地，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甚至琐碎的问题：两户移民因为搭建窝棚的位置争执；铁匠报告铁料消耗太快，急需寻找本地铁矿线索；探索队发现了疑似煤矿的露头；又有士兵与在外围活动的土著发生了小规模对峙，起因是士兵误入了似乎对土著有特殊意义的树林……他努力按照父皇所授的《要略》行事，力求公正，体恤民力，虽然有时显得优柔寡断，事必躬亲以致疲惫不堪，但其勤勉与真诚，渐渐赢得了部分下属和移民的认可。他坚持与军民同甘共苦，食物配给与普通士兵相同，住的“王帐”也不过是稍大些的木屋。每当有人病逝，他都会亲自到场简单祭奠。这些细节，在这个远离故土、前途未卜的艰难时刻，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凝聚力。
登陆后约两个月，深秋时节（南半球），一座简陋却已初具规模的“城”，终于在这片亘古蛮荒的土地上立了起来。
它被正式命名为——“新长安”。既是寄托对遥远故都的思念，也寓意着在这片新土地上开创如长安般的繁华。
“城”坐落于那条被命名为“永昌河”（亚拉河）北岸的一片开阔台地上。一道由粗大原木和夯土构成的、周长约三里的简易城墙已经合拢，设有东西两座城门。城墙谈不上高大坚固，更多是象征意义和心理安慰，防御野兽和小股袭击足矣。城内，以一条南北向的“朱雀大街”（不过五六步宽，土路）和东西向的“启夏大街”为轴线，粗略划分出区域。北端是所谓的“王城”区，其实就是一片用栅栏围起来的较大院落，里面有王府正殿（稍大的木构建筑，覆以茅草顶，挂上了“澳洲王府”的简陋匾额）、议事厅、库房以及李琮和少数近臣的住所。王城前面是“衙署区”，长史、司马、主簿等官员在此办公。街道两侧，则是规划中的市坊、民居、工匠区、兵营，目前还多是简陋的木屋、窝棚，但已排列得相对整齐。靠近西门（永安门）内侧，开辟了一片空地作为临时市集，供人们以物易物。东门（望海门）外，一个简陋的木质码头已延伸到河水中，较小的船只可以停靠。更远处海湾畔，一个更大型的海港也在规划建设中。
城外的永昌河两岸，阡陌纵横，虽然田亩面积还不大，但被整理得颇为齐整。最早播种的一批冬小麦（尝试性种植）已经破土，冒出嫩绿的苗，给了所有人巨大的希望。菜圃里的韭菜、葱蒜、芜菁也长势喜人。渔猎队每日都有稳定收获。工匠区炉火不熄，叮当声不断。
更重要的是，与当地土著的关系，在经历了最初的对峙、几次小摩擦和小心翼翼的礼物交换后，进入了一种脆弱的、非正式的和平共存状态。土著们虽然仍对这群不速之客充满好奇和警惕，但似乎逐渐接受了他们暂时存在的事实。尤其当唐人用铁制刀具、小巧的陶瓷器皿、鲜艳的布匹交换土著手中的兽皮、美丽的鸟类羽毛、一些奇特的植物块茎和玉石后，这种接触甚至带上了一点“互利”的色彩。李琮严格约束部下，严禁欺辱土著，甚至尝试让随行医师为生病的土著治疗（虽然效果有限）。他努力学习几个简单的土著词汇，用手势比划着试图沟通。他心中清楚，要真正在这片土地扎根，武力是最后的选择，理解和融合，哪怕是最初步的，才是长久之道。他将这片土地命名为“澳洲”（安宁之洲），也包含着这层期望。
永昌十四年，冬至日（南半球实为夏至，但唐人仍按北半球习惯称冬至），李琮决定在新长安举行一次简单的立碑与告祭仪式，既是宣告此城的正式建立，也是凝聚人心，告慰这一路艰辛。
在王城前清理出的空地上，竖起了一块用本地石材粗略打磨而成的石碑。碑文由随行的文书官撰写，李琮亲自用朱砂题写碑额，再由石匠艰难地镌刻上去：
“维永昌十四年冬，大唐澳洲王琮，奉旨就藩，率军民万众，越重洋，抵斯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建此新城，名曰‘新长安’。立碑为记，告祭皇天后土，列祖列宗。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愿人畜安康，藩国永固；愿不负皇恩，远播王化。此志。”
仪式很简单。李琮率领主要官员和部分军民代表，对着石碑（也对着北方故土的方向），焚香祷告，三跪九叩。没有洛阳的钟磬雅乐，只有海风呼啸与林涛阵阵。许多人眼中含泪，不知是感慨这一路艰辛，还是思念万里之外的亲人。
仪式后，李琮在所谓的“王府正殿”，召开了抵达澳洲后的第一次正式议事。殿内陈设简陋，唯有正面墙上悬挂着一幅从洛阳带来的、略显褪色的《大唐坤舆全图》，以及一幅新绘制的、极其粗略的“新长安周边地形草图”。
李琮看着下方这些肤色黝黑、面容疲惫却目光坚定的僚属、将领和耆老代表，深吸一口气，用有些沙哑但努力清晰的声音说道：“自登陆以来，至今两月有余。赖上天庇佑，陛下洪福，将士用命，百姓辛勤，我等方有此立足之地。‘新长安’虽陋，然一砖一瓦，一锄一犁，皆是我大唐军民心血所铸，华夏文明星火所传！”
“然，万里之行，方始于足下。 眼前之城，不过雏形。开垦之地，不过百顷。土著之疑，未全然消解。往后之路，开荒、筑城、通渠、修路、抚夷、兴文、建制……千头万绪，百废待兴，艰苦尤甚于海上漂泊之时。”
“然，既已至此，便无退路！ 此地，便是吾等之新家，子孙后代之基业！” 他提高了声音，努力让自己显得更有力量，“本王在此立誓，必与诸位同心戮力，披荆斩棘， 将这片‘安宁之洲’，真正建成富庶繁华、礼乐昌明之新长安！ 使我大唐日月旗，永耀此方天地！使我华夏衣冠礼乐，扎根此片新土！”
殿内众人，无论文武，无论原本身份高低，此刻都被一种共同开创历史的豪情与悲壮所感染。他们齐齐躬身，声音在简陋的木殿中回荡：“愿随殿下，鞠躬尽瘁，开辟新土！”
声音传出殿外，在“新长安”简陋的街巷间，在永昌河畔新垦的田地上空回荡。这座在遥远南半球海岸线上拔地而起的小小城池，如同一点微弱的、却顽强不肯熄灭的星火，倔强地在这片亘古蛮荒的土地上燃烧起来。它还很弱小，很简陋，前途依然布满未知与艰辛，但它毕竟立起来了。这是华夏文明在海外大陆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性据点，是“澳洲”这个名字，第一次以一座城池的形式，铭刻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与此同时，一艘轻快的通讯快船，载着李琮亲自撰写的、详细记录航程艰辛与登陆建城过程的奏报，以及请求后续支援的清单，从那个简陋的码头启航，鼓起风帆，向着西北方向，朝着大唐，朝着洛阳，朝着那赋予他们这项使命的帝国心脏，奋力驶去。它将穿过浩瀚的海洋，将“新长安”建立的消息，带回母国。
苏琬在接到这份跨越重洋、历时数月才送达的奏报时，心潮澎湃。她仿佛看到了那支疲惫的船队，看到了那片陌生的海岸，看到了那座在蛮荒中艰难立起的木石小城，看到了李琮那褪去了惶惑、增添了风霜与责任的面容。她在史稿中郑重记下：“永昌十四年七月（南半球冬末），澳洲王琮率众抵南方巨陆之东南隅，遇大河，港湾深阔，遂择地筑城。披荆斩棘，历疫病虫蛇之苦，与土人初遇，以礼相待，始得安。是年冬至，城垣初具，王名之曰‘新长安’，立碑祭告，建制施政。 此乃华夏子民于海外巨陆肇建之第一城， 虽草创简陋，然意义非凡。 澳洲王之性，经风浪而稍韧，历艰辛而渐强， 始有藩主之气象。其治政，谨守朝廷‘怀柔教化、依法而治’之训，于蛮荒中，勉力播洒文明星火。 奏至，两京震动，陛下与太子闻之，虽忧其艰苦，然更喜其有成， 对澳洲之前景，始怀期待。 华夏文明远播海外、落地生根之漫长史诗，由此‘新长安’之第一砖，缓缓铺开。”
遥远的南半球，“新长安”的炊烟，正袅袅升起，融入那片大陆独有的、清澈蔚蓝的天空。一个全新的、充满挑战与希望的篇章，已经写下第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