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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章: 田埂上的中国

    八月三日,天刚蒙蒙亮,温泉女中的教室里已经亮起了灯。

    林怀安第一个醒来,轻手轻脚地洗漱完毕,就开始整理今天的调查材料。

    昨晚他和谢安平、郝宜彬几乎聊到半夜,把调查的细节又过了一遍。

    可即便如此,心里还是没底——毕竟,纸上得来终觉浅。

    “起这么早?”

    王伦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她端着热气腾腾的粥盆走进来,脸上带着晨露般的清新,“我熬了小米粥,还烙了饼。”

    “你更早。”

    林怀安接过粥盆,闻到小米特有的香气,心里一暖。

    “习惯了,我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拳。”

    王伦在桌边摆开碗筷,“你们今天要下地,得吃饱。”

    陆续地,其他人都起来了。

    洗漱,吃饭,收拾东西。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兴奋和紧张——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走进田野,去了解书本之外的中国。

    苏清墨最后一个出来,她已经穿戴整齐,浅蓝色学生装一尘不染,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笔记本和钢笔放在随身的布包里。

    看见众人都在等她,她微微颔首:

    “抱歉,我起晚了。”

    “不晚不晚,”

    马凤乐咬着一口饼,含糊地说,“我们也是刚起。清墨你这身衣服,下地不怕弄脏?”

    “没事,我带了两件换洗的。”

    苏清墨平静地说,但林怀安注意到,她的布鞋是崭新的,鞋底一点泥都没有。

    吃完早饭,众人分成三组。

    林怀安、王伦、苏清墨一组,负责东边二十户;谢安平、常少莲一组,负责西边二十户;郝宜彬、高佳榕一组,负责南边二十户。

    北边是村委会和学校,昨天已经看过了。

    “记住,”

    林怀安最后叮嘱,“我们是来学习的,不是来指导的。

    多听,少说。

    遇到不懂的,别装懂。

    村民愿意说,我们就记;不愿意,绝不强求。”

    “知道啦,队长!”

    马凤乐调皮地敬了个礼——她硬是挤进了谢安平那组,说要跟常少莲学怎么跟人聊天。

    众人笑着散了。

    林怀安看着三组人朝不同方向走去,深吸一口气,对王伦和苏清墨说:“咱们也出发吧。”

    东边的第一户,是王伦推荐的——她家邻居,姓刘,五十多岁,老两口带一个孙子。

    “刘大爷是村里的老实人,种了一辈子地。”

    王伦边走边介绍,“儿子前年去城里做工,再没回来。

    媳妇改嫁了,留下个七岁的孙子,叫狗娃。”

    走到院门口,王伦先喊了一声:

    “刘大爷,在家吗?”

    院子里静悄悄的。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吱呀一声开了,一个佝偻的身影探出来,是刘大爷。

    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脸上皱纹如刀刻,眼睛浑浊,身上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褂子。

    “伦丫头啊,啥事?”

    刘大爷的声音沙哑。

    “大爷,这是我从北平来的同学,想跟您聊聊,了解了解咱村里的情况。”

    王伦说着,从篮子里拿出两个窝头——这是她早上特意多做的。

    刘大爷看看窝头,又看看林怀安和苏清墨,犹豫了一下,侧身让开:

    “进来吧,屋里乱。”

    确实乱。

    三间土坯房,东屋住人,西屋堆杂物,堂屋兼做厨房。

    地上是夯实的泥土,坑坑洼洼。屋里除了一张破桌子,两把缺腿的凳子,一个土炕,几乎什么都没有。

    土炕上,一个瘦小的男孩蜷缩着,身上盖着条破棉被,露出两只乌溜溜的眼睛,怯生生地看着来人。

    “狗娃,叫人。”

    刘大爷说。

    狗娃不吭声,只是往被子里缩了缩。

    “孩子怕生。”

    刘大爷叹了口气,招呼三人坐下——其实也没处坐,最后是王伦从院里搬来几个树墩。

    林怀安说明来意,刘大爷听着,浑浊的眼睛里没什么表情。

    直到林怀安说想了解村里的地租、赋税,老人才忽然激动起来。

    “地租?嘿!”

    刘大爷啐了一口,“俺家五亩地,三亩是租的李老爷的,一亩租子要一石二斗!

    一年忙到头,交了租子,剩下的还不够嚼谷!

    这还不算,还有这个税那个捐,保甲费、壮丁费、教育捐…名堂多得记不住!”

    “李老爷是…?”

    苏清墨轻声问。

    “就村里的地主,李旭海。”

    王伦低声解释,“村里一半的地都是他家的。”

    “那您自己有两亩地,收成够吃吗?”

    林怀安问。

    “够吃?”

    刘大爷苦笑,“年景好,勉强糊口。年景不好…”

    他摇摇头,没再说下去。

    苏清墨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

    她的字很工整,一行行,一列列,像她的人一样一丝不苟。

    但林怀安注意到,她的手在微微发抖。

    “狗娃多大了?上学了吗?”

    王伦问。

    “八岁了,虚岁九岁。”

    刘大爷看向炕上的孙子,眼神软下来,“上学?上不起。

    村里小学是不要钱,可书本费、杂费,加起来也得一块大洋。俺哪有钱?”

    “那…狗娃平时干什么?”

    “能干啥?捡柴,挖野菜,有时候去地主家打短工,一天管顿饭,给几个铜板。”刘大爷顿了顿,声音低下去,“这孩子命苦,爹娘都没了,跟着俺这老不死的,吃了上顿没下顿…”

    屋里一阵沉默。

    只有苏清墨钢笔划在纸上的沙沙声,和狗娃在炕上翻身的声音。

    临走时,林怀安把身上带的几块糖塞给狗娃。

    狗娃看看糖,又看看爷爷,不敢接。

    刘大爷点点头,他才怯生生地接过,紧紧攥在手心。

    “谢谢…谢谢少爷小姐。”

    刘大爷送他们到门口,搓着手,不知说什么好。

    “大爷,我们不是什么少爷小姐。”

    林怀安认真地说,“我们就是学生,来学习的。”

    “学生好,学生好…”

    刘大爷喃喃道,眼里有泪光闪动。

    走出院子,三人都没说话。

    阳光很好,照在土墙上,照在路边的野草上,但三人心里都沉甸甸的。

    “一亩地租子一石二斗,”

    苏清墨先开口,声音发紧,“按市价,一石粮大概两块大洋。刘大爷租三亩,光租子就要七块二。

    他两亩自耕地,年景好,一亩能打一石半,两亩三石,也就六块钱。

    收支相抵,还倒贴一块二。这还不算赋税…”

    她说不下去了,手指紧紧攥着钢笔。

    “而且年景不可能年年好。”

    王伦接过话头,声音低沉,“西山这带,十年里得有三年旱,两年涝。

    年景不好,一亩地能打一石就不错了。

    那时候,别说交租,自己吃都不够。”

    “那不够吃怎么办?”

    林怀安问。

    “借。”

    王伦说了一个字,很重,“找地主借,找粮行借,找亲戚借。

    借一斗,秋后还一斗半,这叫‘驴打滚’。

    还不起,就拿地抵,拿房子抵,拿人抵…”

    “拿人抵?”

    “给人当长工,当丫头,当…”

    王伦没再说下去,但林怀安和苏清墨都懂了。

    三人继续往前走,但脚步都沉重了许多。

    课本上写的“农村凋敝”“民不聊生”,原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刘大爷脸上的皱纹,是狗娃怯生生的眼睛,是那间空空如也的土坯房。

    接下来走访的几户,情况大同小异。

    有赵寡妇,丈夫去年得痨病死了,留下三个孩子,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四岁。

    她一个人种着三亩薄田,交完租子,剩下的粮不够吃半年。

    现在靠给村里人缝补洗衣,勉强糊口。

    “三个娃,都没上学。”

    赵寡妇说着,眼泪就下来了,“不是不想让他们上,是上不起。

    大丫十岁了,该裹脚了,可裹脚布都买不起…”

    苏清墨默默记下,在“裹脚”两个字下面划了两道横线。

    有孙老栓,六十多了,儿子被抓了壮丁,三年没音信。

    老两口带着儿媳和两个孙子,种着四亩地。

    去年大旱,粮食歉收,欠了地主三石粮的债,今年秋后要还四石五。

    “还不上了,”

    孙老栓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模糊不清,“还不上了,就把地抵给李老爷。

    可地没了,俺们吃啥?喝西北风?”

    “那您儿子…”

    林怀安忍不住问。

    “死了吧,许是死了。”

    孙老栓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头发冷,“死了也好,死了就不受这罪了。”

    有周铁匠,是村里少有的手艺人。

    可如今兵荒马乱,谁还打农具?

    生意冷清,一个月接不了两单活。

    儿子在城里拉黄包车,挣的钱刚够自己糊口,帮不上家里。

    “俺这手艺,传了三代,到俺这儿,怕是要绝了。”

    周铁匠摸着那柄用了二十年的大锤,眼神空洞。

    一圈走下来,已经是中午。

    三人在村头的老槐树下歇脚,王伦拿出早上带的窝头,三人就着凉水分着吃了。

    “上午走了八户,”

    林怀安算了算,“情况都差不多。

    要么地少,要么地薄,要么欠债。

    能吃饱饭的,一家都没有。”

    “而且孩子基本都不上学。”

    苏清墨翻着笔记本,“八户,适龄孩子十一个,上学的只有一个,还是女孩,只上了一年就辍学了。

    理由都一样:没钱。”

    “不是村里有免费小学吗?”

    林怀安问王伦。

    “是免费,但书本费、杂费加起来,一年也得一块多大洋。”

    王伦苦笑,“就这一块多,很多人拿不出来。

    而且孩子要干活,捡柴、挖野菜、看弟妹…上学就不能干活,家里就少一份劳力。”

    林怀安沉默了。

    他想起了北平的学校,想起了明亮的教室,整齐的课桌,穿制服的学生。

    一块多大洋,在北平,可能就是一本书钱,一顿饭钱。

    可在这里,就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坎。

    “下午还继续吗?”

    苏清墨问。

    她的蓝色学生装上沾了尘土,鞋子上也满是泥,但她的眼神依然坚定。

    “继续。”

    林怀安站起身,“才看了八户,还有十二户。

    多看一家,就多了解一分。”

    “嗯。”

    苏清墨也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

    王伦看着他们,忽然说:

    “你们…累不累?要不歇会儿?”

    “不累。”

    林怀安说,“比起他们,我们走这点路算什么。”

    “那走吧。”

    下午的走访,更加艰难。

    不是路难走,是心难承受。

    他们看到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屋里,炕上只有一床破被,冬天怎么过?

    不知道。

    他们看到一个老太太,七十多了,还在纳鞋底,一双鞋底纳三天,卖两分钱。

    一天纳一双,一个月挣两毛,刚够买盐。

    他们看到一个男人,瘸了一条腿,还在田里拄着拐干活。

    问他怎么伤的,他说年轻时给别人家盖房,从房上摔下来,房主给了两块钱,就再没管过。

    他们看到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婴儿,婴儿瘦得像小猫,哭声像蚊子。

    问孩子多大了,她说八个月。

    可那样子,看着像三四个月。

    苏清墨的笔记本,记了一页又一页。

    她的笔迹依然工整,但字越来越重,有时甚至划破了纸。

    林怀安看着心疼,想说“歇会儿吧”,但说不出口。

    因为那些村民,那些孩子,那些老人,连歇的资格都没有。

    王伦一直沉默着。

    她从小在村里长大,这些事她都见过,都知道。

    但以前,她是其中的一员,是受苦的人。

    现在,她带着两个北平来的学生,重新看这些苦难,忽然觉得那么陌生,那么刺眼。

    原来,苦难看惯了,也会麻木。

    原来,跳出这苦难再看,才知道它有多深,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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