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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三十五章:窗口效应

    七月,深圳的太阳像烧熔的白金,把裸露的工地晒得滚烫。南鹏机场填海区,方圆两平方公里的滩涂上,一百多台各种机械同时作业:推土机像甲虫一样缓慢移动,把从山上运来的土石推入海中;机器咚咚作响,每一下都让脚下的土地震颤;运沙船在近海穿梭,船身吃水很深,像怀孕的巨鲸。

    谢望城站在临时搭建的指挥台高处,戴着安全帽,脖子上搭着一条湿透的毛巾。手里拿着的不是图纸,是对讲机——从这个月起,他被任命为填海工程现场副总指挥,梁副市长亲自点的将。

    “谢工,3区振动置换组报告,第48号桩遇到异常硬层,深度9.5米,振幅调到最大也打不下去。”对讲机里传来技术员急促的声音。

    “停止作业,取土样分析。通知地质组马上过去。”谢望城回答,声音已经沙哑。他看了眼挂在指挥棚里的进度表:今天必须完成第2000根桩,现在才到1873根。进度慢了。

    “谢总,香港戴维先生来了。”助手小跑过来。

    戴维是那两台英国振动锤的供应商代表,按合同每周来一次现场技术指导。今天不是约定的日子。

    谢望城走下指挥台,看见戴维站在一辆越野车旁,正和几个中国工程师激烈争论,手里挥动着一份文件。

    “谢,你来得正好。”戴维看到他,脸色很不好看,“你们的工人,违规操作!振动锤的连续工作时间不能超过八小时,但昨天3号机连续工作了十四小时!今天早上启动时,液压系统报警,轴承温度超标!”

    谢望城接过检测报告。数据确凿:振动锤主轴承温度达到92度,超过安全阈值7度。再高,就可能烧毁。

    “昨天是谁操作的?”他问身边的施工队长。

    队长低着头:“是……是新来的四川民工队。他们为了赶进度,两班倒,人歇机不歇。”

    “胡闹!”谢望城第一次在现场发火,“机器不是人!人会累,机器也会!一台振动锤多少钱?耽误的工期多少钱?烧坏了,等配件从英国运过来,至少一个月!这账你们算过没有?!”

    周围一片寂静。只有远处机械的轰鸣声,像背景里的嘲笑。

    戴维看着他发火,脸色稍缓:“谢,我理解你们赶工期。但设备有设备的极限。就像人一样,不能不吃不睡连轴转。”

    谢望城深吸一口气,转向施工队长:“3号机停机检修,全面检查液压系统和轴承。操作组全体停工,培训安全规程。还有——”他停顿了一下,“从今天起,所有关键设备,工作八小时必须强制停机四小时冷却维护。进度可以赶,但规则不能破。”

    命令下达,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面。工人们议论纷纷,有人不理解,有人抱怨。但谢望城坚持。下午,他召集所有施工组长开会,不讲话,只放了一段录像——那是他从英国设备商那里要来的培训资料,展示设备在超负荷工作下的损坏情况:轴承碎裂,液压管爆裂,齿轮箱烧毁……每一个镜头都触目惊心。

    “我们是在建机场,不是搞***。”放完录像,谢望城说,“质量,安全,规范——这三条,一条都不能松。谁松了,谁走人。”

    散会后,梁副市长来了电话:“望城,听说你在现场立规矩了?”

    “是。设备超负荷运行,早晚要出事。”

    “做得对。”梁副市长在电话那头说,“深圳速度,不是蛮干的速度,是科学的速度。你放手干,我支持你。”

    有了尚方宝剑,谢望城推行得更坚决。他制定了详细的设备使用和维护规程,每台关键设备都建立“健康档案”,每天记录工作参数、故障情况、维护记录。他还从香港请来设备专家,给维修工做培训,教他们如何通过声音、温度、振动判断设备状态——这套方法,让他想起了武陵山王有才师傅那些“土办法”。

    一周后,效果显现。虽然单机工作时间缩短了,但设备故障率下降了百分之六十,整体施工效率反而提升了百分之十五。工人们也习惯了:到点停机,检查保养,该休息休息。

    戴维再次来时,看着那些记录详实的设备档案,感慨地说:“谢,你们学习的速度,比振动锤打桩还快。”

    七月底,填海工程完成百分之六十,开始进入最关键的跑道地基处理阶段。按原计划,地基处理要用从日本进口的“深层搅拌桩”技术,设备和技术人员都要从日本请,成本高,周期长。

    谢望城在查阅国外资料时,发现荷兰有一种更先进的“高压旋喷桩”技术,可以在软土地基中形成直径更大、强度更高的水泥土桩。他通过香港的顾问公司联系到荷兰设备商,对方派了个技术代表来谈。

    荷兰人叫范德维尔,五十多岁,秃顶,蓝眼睛像北海的海水。他看了地质资料后,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你们的淤泥层太厚,我们的设备可以处理,但需要修改喷头设计和浆液配比。这需要现场试验。”

    “试验需要多久?”谢望城问。

    “至少一个月。我们要根据试验结果调整参数,然后才能批量施工。”

    一个月。谢望城在心里算:如果按原计划用日本技术,前期准备也要一个月,但技术成熟,风险小。如果用荷兰技术,试验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失败了,不仅浪费一个月,还要回头用日本技术,耽误两个月。

    风险决策。他想起父亲谢继远当年决定“701”厂军转民时,也是这样的时刻:前面是未知,后面是绝境,必须选一条路。

    晚上,他约了侄子谢明诚吃饭。小伙子现在在市委信息中心干得不错,开发的“建设项目管理系统”已经在几个工地试点。

    “小叔,要我说,就试荷兰的。”谢明诚听完情况,直接表态,“日本技术是成熟,但贵,而且咱们永远只能跟着别人跑。荷兰这个要是成了,咱们就掌握了主动权,以后类似工程都能用。”

    “但风险呢?”谢望城问。

    “风险肯定有。但深圳是什么地方?特区!特区的‘特’,不就是敢试敢闯吗?”谢明诚眼睛发亮,“小叔,您想想,要是当年武陵山不敢试五轴机床,现在能接德国订单吗?”

    这话击中了谢望城。确实,“701”厂能有今天,不就是一次次在未知中摸索出来的吗?

    第二天,他向梁副市长汇报。梁副市长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问:“望城,技术上,你有几分把握?”

    “五分。”谢望城实话实说,“试验成功,就是十分;失败,就是零分。”

    “五分……”梁副市长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深圳的夜色灯火辉煌,远处工地的探照灯像一把把光剑,刺破黑暗。“当年中央决定建特区,连三分把握都没有。干了,才有了今天。”他转过身,“我支持你试。一个月时间,我给你。成了,我给你请功;败了,责任我担。”

    试验开始了。荷兰设备运到现场,是个庞然大物,钻杆有三十米长,喷头可以三百六十度旋转。范德维尔带着两个荷兰工程师,每天泡在工地,调试设备,修改参数。谢望城全程跟着,记录每一个数据。

    第一根试验桩,失败了——水泥浆液压力不够,桩体不均匀,强度只有设计要求的一半。

    第二根,调整浆液配比,桩体强度达标,但直径不够。

    第三根,调整喷头旋转速度,直径达标,但水泥用量超标百分之三十。

    第四根,第五根……

    试验进行到第二十天,已经是第七次尝试。范德维尔的眼睛里都是血丝,荷兰工程师开始怀疑这个项目是否可行。连工地上的中国工人都私下议论:“洋鬼子那套不行吧?还是小日本的技术靠谱。”

    那天傍晚,第七根试验桩的检测结果出来:强度、直径、水泥用量,全部达标。

    现场先是寂静,然后爆发出欢呼。工人们把安全帽抛向天空,范德维尔和谢望城紧紧拥抱——这是欧洲人表达激动的方式,谢望城不太习惯,但那一刻,他理解了。

    “谢,我们做到了!”范德维尔用生硬的中文说,“在荷兰,这样的地质,我们也要试十几次。你们只用了七次!”

    试验成功,批量施工随即展开。荷兰高压旋喷桩的效率比日本深层搅拌桩高出百分之四十,成本低百分之二十。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试验,“701”厂派来学习的两个技术员全程参与,掌握了全套技术——这意味着,中国有了自己的软土地基处理能力。

    消息传回北京,郑培民主任打来电话:“望城,部里领导知道了南鹏机场的技术创新,很重视。他们问,能不能把这个技术形成标准,在全国推广?”

    谢望城想到了小陈在武陵山写的那本《五轴加工实用百问》。他说:“郑主任,我建议,把这次试验的全过程——包括失败的数据、调整的方法、最后的参数——整理成技术手册。就像我们厂里老师傅传手艺那样,把经验变成可复制的方法。”

    “好主意!”郑培民说,“我马上组织人。对了,你父亲那边,最近也有突破——他们用五轴机床加工出了航空发动机的叶片原型,已经在西安通过了初步测试。”

    父亲成功了。谢望城握着话筒,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骄傲,思念,还有一丝遗憾——如果此刻能在武陵山,亲眼看到那片叶片在阳光下旋转,该多好。

    但他知道,他在这里,父亲在那里,都是在做同一件事:让中国工业,从深山里走出来,从特区里走出去,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八月初,填海工程完成百分之八十。站在指挥台高处望出去,曾经的滩涂已经变成一片平整的土地,像一块巨大的画布,等着绘制更壮丽的图案。

    谢明诚来找他,带来一个好消息:“小叔,我们那个管理系统,市里决定在全市重点工程推广。还有,香港几家建筑公司看了演示,也想引进。”

    “好事。”谢望城说,“但你记住,系统是工具,人才是根本。再好的系统,也要有好的人来用。”

    “我懂。”谢明诚点头,“就像您说的,设备要保养,系统也要维护,人更要学习。”

    侄子长大了。谢望城看着他,仿佛看到了二十年前的自己。那时候,他刚考上大学,第一次离开武陵山,第一次看到山外的世界。而今天,他的侄子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用计算机和软件,参与着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这就是传承。不是手把手的教,是精神的传递,是眼界的开拓,是每一代人,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做出自己的贡献。

    傍晚,他给武陵山打了个长途。接电话的是父亲谢继远。

    “望城,深圳那边怎么样?”

    “进展顺利。爸,听说你们做出了叶片原型?”

    “刚通过测试。精度比德国样品还好。”父亲的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骄傲,但很快转为关切,“你那边呢?身体怎么样?深圳热,注意防暑。”

    “我很好。爸,等机场建成了,您一定要来看看。从武陵山到深圳,您会看到,您那一代人打下的基础,现在开花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传来父亲的声音:“好。我一定去看。”

    挂掉电话,谢望城走出指挥棚。夕阳正在下沉,把天空染成金红色。工地上,夜班的灯光已经亮起,机械还在轰鸣。远处,深圳的高楼大厦像森林一样生长,玻璃幕墙反射着最后的天光。

    这就是窗口。从这里看出去,是世界;从这里看进来,是中国。

    而他,站在这个窗口,既是观看者,也是建设者。

    风吹过,带着海的味道,带着混凝土未干的味道,带着这个时代特有的、混合着汗水和希望的味道。

    明天,还有更多的桩要打,更多的决策要做,更多的未知要面对。

    但他已经准备好了。就像父亲在武陵山准备好了迎接五轴机床,就像小陈在德国准备好了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就像千千万万在这个国家各个角落的人们,准备好了迎接属于他们的挑战。

    窗口已经打开。风,正从海上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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