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三月，武陵山的春天来得迟，但车间里那台德国磨床已经连续运转了五十六天。DG-300的机床灰漆面上蒙了一层极细的油雾，操作面板的按键边缘开始发亮——那是无数手指反复触摸的痕迹。旁边的生产记录板上，红色的数字每天更新：已完成德国订单拉刀8把，合格7把，报废1把。
报废的那把是第三把。原因不是机床问题，也不是操作问题，是材料——德国发来的第二批棒料中，有一根内部有肉眼不可见的微小夹杂物。精磨到最后一刀时，夹杂物崩出，在刃面上留下一个0.001毫米深的凹坑。按照验收标准，这就是废品。
“七千马克。”陈德海看着报废报告上的数字换算，手在抖，“就这么没了。”
“材料问题，不是我们的责任。”技术科长老周说，“按合同，我们可以向克劳斯公司索赔。”
“但不能索赔。”谢继远放下报告，“施密特工程师离开前说过，他们这批材料是从意大利分包商采购的，本身就有风险。如果我们索赔，可能影响后续合作。”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窗外，山桃花开了几朵，在料峭的春风里瑟瑟发抖。车间的排风扇把煤油冷却液的气味送进来，混着初春泥土的腥气。
“所以我们要自己消化这个损失。”陈德海的声音发苦，“一把刀的成本，材料占百分之四十，砂轮占百分之三十，工时占百分之三十。七千马克，合一万七千人民币——咱们厂现在账上的流动资金，也就这个数。”
这不是账本上的数字，是压在每个人心上的石头。德国订单带来希望，但质量的严苛要求，像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每一把刀的报废，都可能让这个刚刚起步的事业夭折。
“问题不在这一把刀。”谢继远站起来，走到窗前，“问题在于，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掌握材料检测的主动权。德国人给什么料，我们用什么料。好，我们就成；不好，我们就废。这不是长久之计。”
“可我们能怎么办？”老周推了推眼镜，“材料分析需要光谱仪、金相显微镜、硬度计……一套下来，最少二十万。咱们买不起。”
“买不起设备，就建立方法。”谢继远转过身，“王师傅不是能用耳朵听出轴承预紧力偏差吗？能不能也用土办法，在加工前判断材料有没有问题？”
他把问题带到了车间。
王有才正带着徒弟赵建国调试新到的立方氮化硼砂轮——这批是从香港辗转买到的日本货，一片就要一千二百元，比德国砂轮还贵。听到谢继远的问题，他放下手中的百分表，想了想。
“材料的好坏，加工时能感觉出来。”王有才说，“好材料，切削声音稳，铁屑颜色均匀；坏材料，声音发‘飘’，铁屑颜色深浅不一。但这个感觉……要到精磨阶段才明显。那时候已经晚了，料已经废了一大半。”
“能不能提前？”谢继远问，“比如，在粗磨之前，做个简单的测试？”
王有才走到料架前，拿起一根待加工的德国棒料。直径Φ20毫米，长300毫米，表面已经经过德国那边的粗加工，闪着冷灰色的金属光泽。他让赵建国把料装夹在车床上，不是磨床，是那台老C6160。
“车一刀试试。”王有才说，“不用多，就车掉0.1毫米的外圆，看看铁屑和声音。”
车床启动。普通的硬质合金车刀接触德国特种钢，发出尖锐的“嘶嘶”声。铁屑是暗红色的，连续卷曲，像弹簧一样整齐地盘在刀架上。
王有才闭着眼睛听。半分钟后，他叫停车床，从铁屑槽里捡起一段铁屑，对着光看。“材料均匀，组织致密。”他判断，“是好料。”
“但如果材料内部有夹杂物呢？”谢继远追问，“表面车一刀，不一定能发现。”
王有才沉默了。确实，微小夹杂物往往藏在材料内部，表面加工发现不了。
这时，小陈从工作室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份传真：“谢厂长，望城工从北京发来的资料——关于材料无损检测的低成本方法。”
传真纸有十几页，密密麻麻的文字和简图。望城在附言里写：“爸，我们所里最近在搞‘适用技术推广’，这是整理出来的一些土办法，供参考。”
方法一：敲击法。用特制的小锤敲击棒料不同位置，通过声音的频率和衰减特性判断内部缺陷。需要建立标准声音数据库。
方法二：温差法。对棒料一端加热，用红外测温仪监测热传导过程。内部有缺陷的位置，热传导会异常。
方法三：磁粉法。对铁磁性材料充磁，撒上磁粉，缺陷处会有磁粉聚集。这个方法最成熟，但需要充磁设备和观察经验。
“磁粉法可行。”王有才眼睛一亮，“咱们厂探伤室有老式的磁粉探伤机，修修能用。就是观察……需要好眼力。”
“眼力你有的。”谢继远当即决定，“马上修复设备，建立材料入厂检测流程。所有德国来的料，先过这一关。”
修复那台苏联产的旧磁粉探伤机花了三天。王有才带着钳工班，把锈蚀的线圈重绕，把老化的电路板重新焊接，把漏液的磁悬液槽补好。开机测试时，机器发出低沉的嗡鸣，像一头苏醒的老兽。
第一根待检棒料充磁，喷上白色的磁悬液。在紫外线灯下，料身发出幽蓝的光，磁粉在表面形成均匀的涂层。王有才戴上深色护目镜，一寸一寸地检查。
“这里。”他指着一个位置。肉眼什么都看不见，但在紫外线灯下，那里有一处极细微的磁粉聚集——像雪地上被风吹出的一个小漩涡。
标记位置，切开检验。果然，在皮下0.5毫米处，有一个直径约0.03毫米的硅酸盐夹杂物。
“如果没发现，精磨到这里，这个夹杂物崩出来，又是一把废刀。”王有才摘下护目镜，眼睛里全是血丝——他已经连续看了六小时。
建立了入厂检测，报废率开始下降。第四到第八把刀，全部合格。
但产量又成了问题。德国订单二十把，交货期六个月，现在过去三个月，完成八把，按这个速度，勉强能按时交货。但克劳斯公司上周又发来传真，询问能否提前——他们有个客户的生产线改造提前了，急需这批刀具。
“提前多久？”谢继远问。
“一个月。”陈德海指着传真，“也就是说，剩下的十二把刀，要在三个月内完成。平均每月四把，比现在快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听起来不多。但高精度加工不是拧螺丝，每一把刀都需要至少四十小时的净加工时间，这还不包括检测、调整、砂轮更换。百分之三十的提速，意味着要把每一道工序的时间压缩到极限，意味着工人要更长时间盯着机床，意味着质量风险成倍增加。
“能不能接？”所有人都看向谢继远。
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走到车间，站在那台德国磨床前。机床正在精磨第九把刀，主轴以每分钟四千转的速度旋转，冷却液喷出淡蓝色的雾。赵建国坐在操作台前，眼睛盯着屏幕，右手搭在手轮上，随时准备微调。
这个年轻人已经连续值了四个夜班。眼袋发青，但眼神依然专注。
“建国，”谢继远轻声问，“如果提速百分之三十，你觉得行吗？”
赵建国没有回头，眼睛依然盯着屏幕：“行。但要有两个条件：第一，砂轮供应要跟上，现在一片砂轮磨两把刀就废了，提速后损耗更快；第二，检测要跟得上，加工快了，检测不能省时间，不然出了废品更耽误事。”
问题又回到了原点：钱，和人力。
砂轮一片一千二，十二把刀至少需要十片——一万二。检测需要更多的人手，但现在技术科就五个人，已经连轴转了。
那天晚上，谢继远给北京打了长途。不是找望城，是找望城的领导——航空航天实验所的郑培民副主任。电话通了，他简单说明了情况：德国订单要提前，需要技术支持。
郑培民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老谢，我们所里最近在试点‘星期日工程师’制度——允许技术人员周末去地方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收取合理报酬。你们如果需要，我可以组织一个小组，每个月去武陵山一次，帮你们解决技术难题。至于费用……”他顿了顿，“可以用技术协作费的形式，从你们给所里的液压件货款里抵扣。”
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北京的技术人员有了实践平台和额外收入，“701”厂得到了急需的技术支持。
第一个“星期日工程师”小组在三月中旬到达。三个人：一位是材料专家，五十多岁，姓吴，带来了一套便携式超声波探伤仪，比磁粉法更先进；一位是数控编程高手，三十出头，姓刘，专门优化加工参数；还有一位是质量控制工程师，四十多岁，姓张，帮“701”建立完整的质量追溯体系。
他们的工作方式是：周五晚上坐火车到省城，周六一早坐长途汽车进山，周六周日两天在车间工作，周日晚上离开。时间紧，任务重，但效率极高。
吴工用超声波探伤仪重新检测了所有库存的德国棒料，又发现了三根有潜在缺陷的材料。“这些料不是不能用，”他解释，“但需要调整加工策略——避开缺陷区域，或者改变切削方向。”
刘工花了两个下午，重新优化了DG-300的加工程序。他把精磨过程分成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用不同的切削参数组合，既保证精度，又把总加工时间压缩了百分之十五。“德国人的程序太保守，”刘工说，“他们按最差工况设计参数。但你们的机床状态我看了，维护得很好，可以适当激进一些。”
张工的工作最繁琐：他要求每一把刀从材料入库到成品出厂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有记录，都要能追溯到具体的人和设备。他设计了一套简单的流转卡制度，用不同颜色的卡片代表不同的工序状态。看起来增加了工作量，但实施后，工序衔接的等待时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
三个周末，六天时间，“701”厂的生产体系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材料报废率降到百分之二，加工效率提升百分之二十，工序流转时间缩短百分之十五。
四月初，第九、第十把刀完成，全部合格。按新速度，剩下的十把刀能在两个月内完成——比德国要求的提前一个月。
但就在这个节点上，新问题又出现了：砂轮供应断了。
不是钱的问题，是渠道问题。之前那批日本砂轮是通过香港的中间商买的，现在中间商因为走私被查，渠道断了。国内虽然有类似产品，但质量不稳定，磨高硬度材料时寿命只有进口砂轮的一半。
没有砂轮，机床就得停。一停，刚建立起来的生产节奏就会被打乱。
王有才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咱们自己修砂轮。”
“怎么修？”所有人都问。
立方氮化硼砂轮的修整，需要用金刚石笔在专用设备上进行。但“701”没有专用设备，只有一台老式的砂轮修整机，是修普通砂轮用的。
“试试。”王有才说，“金刚石笔我们有，修整机可以改。”
又是一次土法上马。王有才和赵建国把老修整机拆开，把进给系统重新调校，把夹具改成适合小直径砂轮的。然后，用一片已经磨损到极限的砂轮做试验。
金刚石笔接触砂轮表面，发出刺耳的“嘎吱”声——这是金刚石在磨掉已经钝化的磨粒。修整需要极其精准的控制：压力太大，会把完好的磨粒也打掉；压力太小，修整不彻底。
王有才亲自操作。他的手搭在进给手轮上，眼睛盯着砂轮和金刚石笔接触的火花——火花的大小、颜色、密集程度，都在告诉他修整的状态。
“压力大了。”他调整，“火花发白，说明金刚石在硬啃，砂轮损伤。”
调小压力。“火花发红，正常。”
一片直径100毫米、磨损了百分之六十的砂轮，修整了四小时。修完后检测：砂轮圆度恢复到0.005毫米，端面跳动0.003毫米——虽然不如新砂轮，但勉强能用。
装到机床上试磨。切削声音发闷，效率只有新砂轮的百分之七十，但能磨。磨完一个刃面后检测：精度达标，但表面粗糙度比新砂轮差了百分之二十。
“能用。”王有才下了结论，“慢一点，但不断料。”
于是，在等待新砂轮到货的两周里，“701”厂用修整过的旧砂轮，完成了第十一、第十二把刀。速度慢了，但没停产。
四月底，新砂轮通过新渠道到货。生产全面恢复。五月中旬，完成第十六把。五月下旬，完成第二十把。
比德国要求的提前了十五天。
最后一把刀完成那天，正好是端午节。食堂包了粽子，豆沙馅的，甜。工人们坐在车间休息区，吃着粽子，看着那二十把已经包装好的拉刀——装在特制的木箱里，里面衬着防震海绵，每把刀都用油纸包裹，像襁褓里的婴儿。
王有才没吃粽子。他坐在DG-300磨床前的小凳上，手里拿着一片用废的砂轮。砂轮边缘已经磨成了不规则的形状，像被啃过的饼干。
“这片砂轮，”他对围过来的年轻工人说，“磨了四把刀，修了三次。最后一次修的时候，金刚石笔打滑，在上面划了一道沟。按说该报废了。但我没扔，把它装到那台老斯图特上，磨了几根国产料的试件——还能用。”
他站起来，把砂轮小心地放到工具柜最上层。“记住，在咱们这儿，没有什么是彻底‘废’的。只有还没找到用处的。”
窗外，武陵山的夏天来了。满山的绿，浓得化不开。车间的排风扇嗡嗡转着，把热气和油雾排出去，又把山里的草木清气吸进来。
谢继远站在车间门口，看着里面忙碌而有序的景象。他想，这半年，像一场马拉松。起跑时踉踉跄跄，中途几次快要摔倒，但最终还是撑到了终点。
不是一个人的马拉松。是王有才、赵建国、小陈、老周、陈德海……是整个“701”厂，加上北京的“星期日工程师”，加上德国人施密特留下那些严谨的方法，加上香港那些辗转的砂轮，加上武陵山这连绵的群山——所有这些，一起跑完了这场马拉松。
而下一场，马上就要开始。
因为克劳斯公司又发来了新传真：二十把刀验收全部合格，他们决定把“701”厂列入合格供应商名录。接下来，还有航空发动机叶片磨削工具、精密模具铣刀、石油钻探齿刀……一个一个，排队等着。
质量与产量的天平，暂时找到了平衡。但这个平衡是动态的，需要不断调整，不断校准，像王有才修砂轮那样，每一次接触，都要听声音，看火花，凭手感。
谢继远走回办公室，开始起草给德国人的回函。落款时，他想了想，加了一句：
“我们准备好了，迎接新的挑战。”
窗外，山风过处，满山的树叶哗哗作响，像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