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屋里的台灯是杨艺菲送的，暖黄色的光透过磨砂玻璃，在桌面上投下一圈温柔的光晕。杨红坐在桌前，看着摊在面前的《花样年华》剧本，还有旁边那双白色的麦穗舞鞋——鞋尖的麦穗是杨艺菲亲手绣的，针脚细密，像藏着无数个未说出口的期待。
她伸出手，指尖轻轻碰了碰舞鞋的缎面，冰凉的触感让她想起两年前在舞蹈学院的排练室，那双被剪破的舞鞋，鞋尖的缎面像被撕碎的梦想，散落在冰冷的地板上。那时候她以为，只要坚持，就能守住自己的底线，可现在才发现，在这个圈子里，“干净”两个字，太奢侈了。
杨红拿起剧本，翻到“林晚在舞台上跳舞”的片段，杨艺菲在旁边写着：“这里要笑着跳，林晚终于实现梦想了，眼里要有光。”她想象着自己站在舞台上的样子，聚光灯落在身上，观众的掌声像潮水一样涌来，可脑海里却不断闪过吴炎的嘴脸，闪过“别太清高”那几句话，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
她拿起笔，想写点什么，笔尖在纸上悬了半天，却只落下几滴眼泪。泪水晕开了剧本上的字迹，“梦想”两个字变得模糊不清，像她现在的处境——明明离梦想只有一步之遥，却觉得脚下的路越来越难走。
杨红起身走到窗边，推开窗户，秋风带着凉意吹进来，卷起桌上的剧本页。她看着楼下的路灯，灯光昏黄，照亮了零星走过的行人。想起自己18岁那年，拿着舞蹈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心里偷偷想“以后一定要站在最大的舞台上跳舞”；想起杨艺菲穿越过来，拿着一千块钱说“这是投资，等你成了大明星要加倍还我”；想起两人在柴房里聊天，杨艺菲说“我要当导演，第一个捧的女明星就是你”……
这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过，杨红的眼泪越流越多。她靠在窗边，肩膀控制不住地发抖，心里反复问自己：难道真的要为了梦想，向那些肮脏的规则低头吗？难道“干净”和“梦想”，真的不能同时拥有吗？
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杨红才慢慢走回桌前。她拿起纸笔，一笔一划地写，字迹因为手的颤抖而有些歪斜：“菲菲，谢谢你的好意，我还是觉得自己不适合拍戏。你很厉害，能拍出最好的戏，能帮很多人实现梦想，只是我可能不是那些人里的一个。祝你和剧组一切顺利，也祝你能永远守住自己的初心。”
写完后，她把字条放在剧本最上面，又把那双麦穗舞鞋小心翼翼地放在旁边。然后，她打开床底的箱子，里面只有几件换洗衣物和那本被翻得卷边的舞蹈笔记——笔记里记着她这几年琢磨出的舞蹈动作，还有杨艺菲帮她修改的建议，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
杨红把衣服和笔记放进帆布包，拉链拉到一半时，她忽然想起什么，又从抽屉里拿出那张杨艺菲送她的照片——照片里的自己在麦田里跳舞，阳光正好，风也温柔。她把照片放进包里，贴在胸口的位置，像是要把这份温暖牢牢攥在手里。
她轻轻带上门，出租屋里的台灯还亮着，暖黄色的光映在剧本、舞鞋和字条上，像在无声地挽留。楼梯间里没有灯，杨红摸着扶手慢慢走，每一步都走得很轻，像是怕吵醒谁。走到楼下时，她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302的窗户，灯光在黑暗中像一颗小小的星星，然后她咬了咬牙，转身走向长途汽车站。
清晨的汽车站里，人还不多，只有几个卖早点的摊位冒着热气。广播里循环播放着发车信息，声音透过冰冷的空气传过来，带着几分催促的意味。杨红背着帆布包，站在“首都—县城”的大巴前，手里攥着车票，指腹反复摩挲着票面上的“首都”两个字。
“请前往县城的乘客尽快上车，大巴即将发车。”广播里的声音再次响起，杨红深吸一口气，踏上了大巴。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看着窗外渐渐远去的街景——高楼大厦在晨雾里若隐若现，街道上的自行车流慢慢多了起来，商店的卷帘门一个个被拉开，这是她曾经向往的城市，也是她现在要逃离的地方。
大巴缓缓驶出车站，杨红把脸贴在窗户上，眼泪无声地滑落。她从包里拿出那张照片，指尖轻轻拂过照片里的麦田，心里默默念着：菲菲，对不起，我还是没能坚持下去。我知道你能帮我挡住很多风雨，可我不想让你为了我，弄脏自己的手。
如果梦想需要用尊严来换，那我宁愿不要这个梦想。至少这样，我还是那个在麦田里跳舞的杨红，还是那个想干干净净活着的杨红。
车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往后退，首都的轮廓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小点，消失在视野里。杨红把照片紧紧抱在怀里，闭上眼睛，脑海里又浮现出麦田里的阳光，还有那个扎着麻花辫、在风里跳舞的自己。